第七章 廖吉克,或沉默

1942年春，在那个和平时期被称作列宁格勒州的地方，苍茫暮色中，一队士兵在路上行进，他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结成一条锁链。他们通常由一人领队，此人方向感须优于其他人。他用木棍探出路面上的坑坑洼洼，人和马的尸体，后面一连串的人两眼一抹黑，竭尽全力跟在后面，绕过这些障碍物。所谓的“夜盲症”就是这样开始的：人无从分辨蓝黄两色，视野变窄，走进有照明的室内时眼前会有彩色光斑乱跳。民间管这种症状叫“鸡眼盲”，常见于漫长严冬、维生素贫乏或者极度疲惫之时。亲历者后来回忆道：“只能看见眼抹前的两小块地方，周围全是一片漆黑。”

列昂尼德·吉姆梅尔法尔布，外祖父十九岁的姨弟，当时就身处这些道路周边的森林和沼泽中。那里自去年秋季由他们994步兵团驻守，短短数月之内，全团官兵先后好几次几乎被彻底打光。在此期间，廖吉克（家里人是这么叫他的）一直在给疏散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小城亚卢托罗夫斯克的妈妈写信。他一年前就到了这里，最早的信是五月份从卢加附近的军营寄出的。他在一封信里说，他乘车去列宁格勒提交航空学校的入学申请，“但我自然没能通过，被认定为不合格”。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头一天，苏联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使服兵役具有了普遍性质。如今，那些社会出身“可疑”者——贵族、工厂主、商人、旧部队军官、神父、富农——的子弟也能够应征入伍了，但只能当普通列兵，军事学校对他们而言照旧是关闭的。不过，在当时，这种新措施几乎已经算得上民主了，遵循了平等性的逻辑。但也正是这部法律极大地降低了入伍年龄：从二十一岁降到了十九岁（对于中学毕业者则只有十八岁）。廖吉克在信中说，他们在十人住的帐篷里睡得很暖和、很舒服，他们还在帐篷里支了张小桌子，一条长凳，还稍微装饰了一下，他还宣布打算提高自己的象棋技艺。按照新的口粮份额，面包从原来的每日1000克削减为800克，并引入了“素食日”——吃干酪的日子。他说这一切即便算不上令人开心，至少也是有趣的、意义明确的。

在母亲的故纸堆中有一个特别的文件夹，里面珍藏着廖吉克的书信和他儿时的照片。那个穿着毡筒胶鞋、头戴羊羔皮帽、被帽檐挡住眼睛的小男孩，是母亲童年的重要构成——他的缺场使他仿佛变成了母亲的同龄人，至于他不到二十岁就牺牲了的事实则更像是难以置信、无法接受的传闻。当小男孩的母亲——瘦瘦的、头发花白的薇拉去世并被安葬在顿河火葬场墙脚下之后，这个小男孩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只剩下了这个信封。里面装着廖吉克的阵亡通知书，很多张公家信纸，上面都带着编号，写着：“来自前线的问候！”“深深地吻你”“P.S.健康安好”。廖吉克书信的全部内容归结起来便是“健康安好”，咒语般的“一切照旧”从一封信转移到另一封信，似乎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再令人有描述的冲动。但他所无法掩饰的，是那些看似平静慰藉的字迹背后的奇特轰响——架子上的瓷器就会发出这种震荡声，当街上有重型坦克经过时。

用铅笔写在横格练习本纸页上的字迹。

四一年七月廿八

亲爱的妈妈！

前天是个邮件丰收日，我一下子收到了五封邮件，其中有一张明信片和两封信是你寄来的，还有一封信是公共的，最后一封信是爸爸的。你大概能想象得到，收到这些珍贵的书信我有多么开心。妈妈，我很久没有写信是因为信寄不出去。现在寄信改由我们的指导员负责了，通讯工作想必会有所改观。虽然我并不总在同一个驻地，但收信地址永远是同一个。

我很好，很健康，对我们的胜利充满信心。但愿二十岁生日能和你们一起度过，我的亲人们。我为自己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感到骄傲。爸爸在这月6号的来信中说他登记参加了民兵，准备不仅在后方做贡献，还要上前线。菲利亚叔叔、达维德叔叔给爸爸写信说他们很快也要加入红军队伍了。别佳姨妈的丈夫也应征入伍了——他不是政治指导员么。爸爸这月2号找到了工作，为他高兴。

妈妈，轰炸让你担惊受怕了吧？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我来给你做些指导。如果你当时在地铁站附近，那就躲到里面去，不然就藏到防空洞里。如果周围没有这些，那就尽量跑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去，千万别站着。

非常感谢别佳姨妈、廖尼亚、廖利娅对我的关心。祝贺廖尼亚和廖利娅即将升级为爸妈，而别佳姨妈和萨拉·阿布拉莫夫娜将分别荣升祖母和外祖母。

我寄还给你的钱收到了吗？如果还没到，也不用担心。我现在完全用不着钱。更何况我刚领了20卢布军饷。妈妈，你的身体怎么样？胳膊好透了吗？

就写到这儿吧。祝你健康幸福。紧紧地抱你，吻你。深深地吻所有家人，特别是别佳姨妈，谢苗舅舅，罗莎舅妈，布希亚叔叔，廖尼亚，廖利娅。

你的廖吉克。

这样算来，廖吉克年纪一到就立即应征入伍了，在战争尚未正式开始时就被卷入其中。这封信写于他十九岁生日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