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队已经在列宁格勒周围集结。由被疏散者、昨天的半大孩子、当地民兵等在切列波韦茨临时拼凑起了286师,并随即被派上了战场。廖吉克所在的994步兵团也在其编制之内。
通往姆加站方向有条小河,名叫纳济亚,周围几个地方分别叫沃罗诺沃、波列奇耶、米什基诺、卡尔布谢尔,周围16—20公里内全是沼泽和森林。在此葬送了数十万士兵的沃尔霍夫前线指挥员基里尔·梅雷茨科夫在很多年后回忆道:“我从未见过比这里更不适合进攻的地形。在我记忆中永远地留下了无边无际的森林、沼泽、灌满水的泥塘、泥泞的道路。”就在这片沼泽地带,994步兵团将驻扎三年之久,进进退退,阵地反复拉锯。九月,雾气弥漫,运输车队离会让站老远就被湿重的雾气吞噬。我军飞机不知为何没在身边,而德军飞机就在跟前。战士们顶着空袭警报卸货,一步三滑地将武器和大车拽进小树林。木轴马车队步履维艰。接连几个星期的狂轰滥炸,和炸弹一起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有无数侧壁钻孔的油桶,坠落时发出持久难受的呼啸。炊事班不敢穿越开阔空地,时不时就会迷失在森林里。士兵们开始饿肚子。武器只有步枪。9月11日,德国坦克向沃罗诺沃的一个村子发动攻击,恐慌四起,人们失散在沼泽地中。几天工夫全师上下损失了一半士兵和大部分军官。
这些天、这些星期可以被复原到十分详细的地步——留存了相当数量的文字材料、访谈、书信,均来自亲历的幸存者。据996团一位营长回忆,炮弹已经断了两个月了,除步枪之外每人补发了一枚手榴弹,一个燃油瓶。天冷了,面包没了,只剩面包干了。酒精也没了。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热乎的。有人从尸体上扒下军大衣,裹在衣服外面。往返指挥部只能在雪地里匍匐前进。各部以连为单位,煮死马肉充饥。
有那么一天,部队没有收到进攻命令。德军既没派飞机轰炸,也没用炮火轰击,甚至连步枪射击都没有。西尼亚维诺沼泽地的整个防线充斥着一种瘆人的寂静……你能想象吗,“寂静日”!没过几个小时,人们就被恐惧和惊慌攫住了。(……)有些人打算扔掉武器,逃回后方……我们指挥官在散兵线上来回走动,安抚士兵,就好像面对德军坦克方阵冲锋似的。
在廖吉克的书信中关于这些事情非但没有提及,甚至连暗示都没有。几乎每封信上都盖着一个小戳子——“已通过军事审查”。在关于沃尔霍夫前线的一本书中引用了中尉弗拉索夫的一封书信,写于1941年10月27日:“初冬的寒雪令法西斯抓狂,特别是当他们在望远镜里看到我们红军都穿着棉衣棉裤、暖和的帽子,外面还套着大衣;可他们呢,我们能看得见,只穿着单衣……只能说一点,那就是战斗行动有利于我们,而希特勒的军官们恐怕做不成在‘阿斯托里亚’酒店享用午餐的美梦了。”望远镜里的那幅包含棉帽和雪堆的画面如在眼前。指挥官理应具有革命乐观主义和必胜的信念,但谁也不会想到,中尉会对自己的妻子有所隐瞒。
廖吉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他小心谨慎,唯恐说漏了嘴。他只是没完没了地提问题,尤其是关于母亲的健康,这是他时刻牵挂的,生怕她累着。他嘱咐妈妈别为他担心,说他很好,好得很。假如他沉默超过一个月,那只是因为他“实在懒得写信”。他一切照旧。廖尼亚,廖利娅,他们刚出世的宝宝,还有萨拉·阿布拉莫夫娜身体都还好吗?谢苗舅舅和舅妈过得咋样?布希亚叔叔信里都写了什么?你们都怎么样,亲人们?请千万别担心我,这完全没有必要。祝你健康幸福。健康幸福。我这儿什么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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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伊始的列宁格勒,丹尼尔·哈尔姆斯 [1] 和画家帕维尔·萨尔茨曼在别人家做客时偶遇。两人谈了什么可想而知;哈尔姆斯突然谈起了不远的将来:“我们会拖着断腿,贴着燃烧的墙壁爬出。”同样在这些日子里,在阿尔巴特的防空洞内,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强打着精神重复:“而他一直走啊走……”另一位玛琳娜、哈尔姆斯的妻子,记住了丈夫被逮捕的前一天:本该把一张桌子挪到走廊里去,但“他担心挪动桌子会招致不幸”。哈尔姆斯于8月27日被捕。9月8日,他所在的克列斯特监狱的牢房内应该能够清楚地听到空气的轰鸣声,那是飞往巴达耶夫斯基粮仓的重型轰炸机搞出来的动静。
那个晴朗的日子很多人都记得。军校学员尼古拉·尼库林 [2] 在郊外的列瓦绍夫亲眼看见高射炮弹凌空爆炸,仿佛蔚蓝天空绽开的一团团棉花。“炮兵部队手忙脚乱,毫无章法地对空齐射,但未对敌军轰炸机造成任何伤害。敌机甚至没有机动迂回、调整队形,好像压根没听到炮声一样,继续向目标飞进。(……)当时特别可怕,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躲在一块防水布下面。”坠落在沙地的燃烧弹“嗤嗤”作响,继而熄灭。当一切安静下来时,黑烟遮蔽了半个天空,那里是城市所在之处。时年六十二岁的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沙波琳娜 [3] 也正从自家窗户朝那里张望。
高高的天空上出现一团团白色的爆炸烟雾,那是高射炮疯狂的射击。突然,屋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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