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廖吉克,或沉默

面迅速腾起一朵白云，随后又陆续腾起其他云朵，全部被陷落的太阳染成了金黄，充斥了整个天空，云朵变成黄铜色，下方是一条黑带。那太不像烟雾了，我许久都不敢相信，那是着火了。（……）那幅画面有种惊心动魄之美。

在写于1941年那个可怕严冬的围困日记和笔记中，时不时便会出现一些片段，与文本其余地方惊人的不同。这些地方宛如冰面之下生成的气泡，被不同作者用来观察和描述美好。这个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城市，时不时便会出神，好像睡在冰天雪地中的人顾不得挨冻一样。书信变换着节奏，原本潦草匆忙的记录，以备忘却的细节、谈话、笑话，每日野蛮化纪实等等，突然会作出冗长的停顿，去观察云朵或描写光影效果。这会更加令人震惊——当你明白，每一位书写者为生存所付出的努力达到了何种地步时。他们的证据是指向受话人——未来的读者的，后者能够意识到所发生之事的全部恐怖与耻辱，见证逮捕与放逐、深夜轰炸、抛锚的电车、污水冻结的浴缸、领面包的长队的恐惧与仇恨。

但冗长的插笔似乎既无明确目标，亦无直接意义，我甚至倾向于将其称之为“抒情性”的——若非奇怪的无人称性。那个隔膜的、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视线连焦点也没有，它似乎是散漫射向整个空间的，这个空间此前不久还是家园，供人们生活、休息、活动的平静之地，眼下却变成了无法穿透的表面，既无名字，也无解释。“街道上亮如白昼。月亮发出夺目的光华，如此闪耀的大熊星座我生平从未见过。”在这些时刻，似乎连注视者本人都不存在，那个凝视天地之变化的人已经不再是我了，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大概是没办法这样的”，用早在九月份就逃离这座城市的阿赫玛托娃的话说。身体发痒，疼痛，害怕，试图忘却自我却做不到，但写下这些笔记的那个主体却散漫地游荡着，哪儿也不急着去，仿佛是拥有无限时间储备的空气本身在注视着沿岸大街和房屋似的。

以同样冗长的间隔推进的叙述，还见诸彼时在列宁格勒城外作战者的回忆录中，他们亲眼看见探照灯如同枝形吊灯一般高悬于冰面，各种颜色的火舌在燃烧的城市上空跳动。这些专为死亡划拨的区域似乎突然间开始彼此映照，似乎死亡之城（围困头一年城里死了78万人）与战争前线毫无差别。“前线城市”这一称谓在彼时宣传材料中的流行并非偶然：对于不断蜕变、不断野蛮化、痛苦与破灭成为日常的生活，必须千方百计予以解释和拔高。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界限被抹除，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上躺着图书管理员的僵硬尸体，而图书却仍能照常借阅。

人，无论城里的还是前线的，都在迅速改变着，与其对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观念的转变保持同速。利季娅·金兹堡 [4] 的围困札记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蜕变的各个阶段。首先是肉体上的，包括卫生习惯和日常起居，以“变灰的头发和皮肤，松动碎裂的牙齿”作为标志，对阅读的需求遭到排挤，而适应环境、活下去的意志却越发坚定。1942年夏，当饥饿与寒冷稍有退却时，新的、非同寻常的问题随之而来：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喘息之机与深入骨髓的求生惯性之间出现了某种间隙。沙发上的真皮抱枕（以往生活的可爱礼物）会引发沉重的困惑：是否有可能让物品回归其本来用途？可是该拿它怎么办？又该拿书架和书籍怎么办？如今它们似乎爬得离我们更近些了，但将它们拿在手里依然全无用处。给炉子生火，踩着滴水成冰的楼梯用水桶拎水，每日一次的痛苦的紧急集合——所有这些不容置疑的生存技能全部属于某个崭新的人。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跟过去的“我”最好义无反顾地决裂。毕竟，周围的一切都在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异：伏特加变成了面包，家具变成了白糖，正如利季娅·金兹堡所说的，“用菜叶子做饼，用鲱鱼做肉饼”。对她而言，这里有立意明确的教益：“每一样食物都不能再是从前的样子。”毫无疑问，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人。

尼库林关于自己曾说过类似的话，他于1941年夏被征召到前线，同年秋末，严重营养不良的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身上长满了虱子，浑身无力，躲在一个大坑里，因为苦闷和软弱哭了一整夜。后来，

不知道从哪儿生出一股力量。天刚蒙蒙亮，我就从大坑里爬出来，开始挨个搜刮德国佬的空地窖，终于找到了一小块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土豆，生了一小堆火（……）从那以后，我好像换了个人。有了防护反应，有了能量，产生了本能的敏觉，会提示我该做什么，掌握了生存技能，学会了果腹充饥。（……）我在仓库、厨房附近捡面包干和面包皮，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收集食物。慢慢地，我又能上前线了。

掌握新技能、学会生存的新人，不仅有益于自己，而且有益于国家，可以为国效力——前线城市与战场的界限在此处同样消弭了。激励金兹堡围困札记的主导思想正是关于益处的思考。她说，西方世界无力抵抗希特勒，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是苏联利维坦 [5] ，这个体系以恐吓和教唆使个体失去个性，学会忘我牺牲。当个体被恐惧攫住、丧失理智与人性时，意义便会重新回归——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