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

地伸出去，行那个白鹅之礼，不知是在问候太姥姥呢，还是在致谢那个曾经关押后又将其释放的地方——那个地方之于她，一如鲸鱼腹之于约拿。对于家庭传说的真实性我从未产生过丝毫怀疑，再说也绝无可能，一切故事都是妈妈从第一手来源——太姥姥本人那里得来的。

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监狱始建于19世纪70年代初，与那首《你们在殊死搏斗中牺牲》同龄，里面共有监舍60余间，单身禁闭室两间，先后收押过数百名政治犯。假如萨拉在彼得保罗要塞坐过牢，那一定便是此处；脏兮兮的白色天花板，灰色墙壁，圆头犯人靴。这里的廊道七扭八拐，走进监舍铁门时，从里面吹出一股来自地底的冷气，保存至今的铁床在石头地板上投下十字架形状的阴影。铁床铁桌都是用螺丝固定在地板和墙壁上的，像列车包厢里那样。单薄的床垫，两个枕头，一床厚实的棉被；一应零碎用品必须放在明面上：书籍、水杯、梳子、烟草。面对我姗姗来迟的询问，档案管理员也爱莫能助——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监狱保存下来的档案中并没有萨拉·金兹堡的名字，她曾经所在的监舍也无从指认。

现在还上哪儿找去呢。像他们那样的人太多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投身革命斗争的热情即便在经多见广的今天仍然难以想象，至今仍像一块统一的面团一样，从无数的回忆录、文件、告密件中胀发出来：“他们展开随身携带的红色头巾，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打倒专制！’”“搞宣传活动要么单个行动，要么小团伙乘船行动”，“在‘帕撒什’旅店另一伙人中间发现了一群新成员，正在高唱《马赛曲》：‘工人群众起来反抗’。”接下来又是熟悉的场景：“参与者齐唱了几首革命歌曲”。瓦灰色的要塞走廊里贴心地挂着几个小牌子，写明谁曾经被关押于此：其中一些人于1908年依据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处决，一位女囚犯在牢房里自尽，一位男囚犯后来在墨西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探暗杀，另有一位男囚犯于1944年死于莫斯科。

那里还挂着一些照片，是墙上之前的涂鸦画，照片摄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彼时监狱已经不再是监狱了。其中一张上面特意画了一个画框，以便伪装成一幅真正的画作，甚至是一扇敞开的窗子。一位女性身穿一件灯笼袖薄衬衣坐在那里，在她面前是插在高高花瓶里的一束鲜花，一个银质奶油罐儿，一只带腿茶壶。她并不漂亮，因此给人的感觉很真实。普通无奇的面孔流露出某种惊讶的神情，她将火苗凑近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与此同时一直保持着微笑；头发被挽成发髻，窗外是夏日的光与影。

普拉东同志引用普希金的那封信是在1907年2月寄往萨沙所在的监狱的。十年后的1917年秋，在大分歧、大瓦解的背景之下，要塞的档案发生了怪事，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只有少部分留存下来。萨拉的痕迹很有可能是在那时化成了烟雾，这于她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在留存至今的任何一张表格里她都从未提及自己的革命过往或者坐牢经历。对于留学法国，她是这样解释的：“在俄国，身为犹太女人，我没法进入高等学校，只好去国外留学。”但事实上，身为一等商人的女儿，她完全有权在俄国两个都城中的任意一个生活和学习，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任何一所大学都能上。家族内部关于此事是这样讲述的：为了这个参与革命的女孩，家里人奔走斡旋，动用了一切可能的关系和人脉。其结果，摆在女孩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被流放去图鲁汉斯克，要么去国外留学，一面调养身体，一面躲避风头。于是，接下来的明信片就是从蒙彼利埃寄出的了。

萨拉晚年时，有次跟闺蜜萨拉·斯维尔德洛娃例常散步归来——二人身上都是厚重的大衣、皮帽、古老的手笼，太姥姥坚定地自称“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尽管如此，在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四十年间，萨拉·金兹堡将下诺夫哥罗德那个迂腐的，热衷朗诵、聚会、饮茶的大家庭拖在身后，做到了不大不小的官，经历了大清洗，多次列席会议，却从未提出过入党申请。机会多得是，但她却从来没用过。移居法国之于她，仿佛从河里爬上了岸，意味着某种无法取消、不可逆转的转折——她的革命已经结束了，新的阶段开启了。

很多年过去，她唯一一次从莫斯科前往了下诺夫哥罗德（彼时早已更名为高尔基市）。她被带到了矗立于伏尔加河畔高地的博物馆。导游小姐正详细讲述下诺夫哥罗德布尔什维克们的英雄事迹，边讲边展示着一张张照片。在其中一张因镜头被雪糁蒙住而显得不干净的照片上，一群非常年轻的人站在低矮的栅栏前。他们一共四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女性右眼缠着难看的黑色绷带，歪戴的包发帽兔子尾巴一样伸开。这是1905年12月发生在索尔莫夫斯基的街垒战，导游小姐说，关于照片上的这些人我们知之甚少，他们极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极有可能，萨拉随声附和道，说罢转过身，脚步铿锵地向下一个橱窗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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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老照片上，波钦基的广场空荡荡的，一辆两马大车慢吞吞地走着，一位工匠站在店铺门口，旁边有几只母鸡赖着不走。看上去，这似乎是遥远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