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

界的一个十分安逸的所在；汇聚全省的马市是当时最为盛大的庆典和消遣。在这个花园遍地的木头城镇，一切虽规模不大，却无一不期待着受人瞩目：浑圆的土丘美其名曰为山峦；名叫鲁德尼亚的小河里竟然发现了一颗体长近1.5米的远古动物的獠牙。各个衙门的官员也颇喜抛头露面：征兵的、税务的、公证处的、储蓄所的。正是在这个偏僻之地，祖太姥爷阿布拉姆·奥西波维奇·金兹堡远离主流世界，创下了自己的庞大家业。

在这个如今已萎缩成村庄的小镇，关于祖太姥爷生平的任何蛛丝马迹我都未能找到，唯独关于他的次子、缝纫机商人所罗门——他之所以成为父亲事业的继承者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不得已替代了初为父亲钟爱后遭父亲诅咒的长兄约瑟夫——还残存了星星点点的回忆。被波钦基遗忘的大胡子的祖太姥爷阿布拉姆在这里生下了16个孩子，聚集了不少的财富，拯救女儿萨拉免受牢狱和流放之苦，于1909年6月22日去世。

在旧俄，一等商人可免受肉体刑罚。他们被允许对俄国或外国的任何商品开展国内外批发贸易，可以拥有自己的船只并运货出海，可以拥有自己的轻重工厂（酿酒厂除外）、商店、仓库、地窖，可以开设保险行，从事汇款业务，承包国家工程，等等等等。对于犹太商人而言有一个条款尤为重要：自1857年起，凡一等商人家庭的全体成员，甚至包括家仆在内，都有权在定居点以外的沙俄帝国的任意城市居住，包括——以遵守某些条件为前提——两个都城。此项特权价值不菲：一等商人的会费每年不低于500卢布（为申报资本的1%，而申报资本从5万卢布起步）。整个下诺夫哥罗德的犹太人群体直至19世纪末也未达到很大规模，在小小的波钦基更是寥寥无几。据1881年——萨拉出生之前四年的统计表格显示，整个卢卡扬诺夫县只有11名犹太教信徒，据我猜测，这11个人大概全部姓金兹堡。

祖太姥爷没能活到一切混同、异族通婚的年代，没等到基督诞生大教堂的神父奥尔法诺夫的子女与金兹堡家族结亲。他留下的巨额遗产在子女间均分。萨拉的那份在巴黎留学的那几年全花光了，等她回来时已身无分文，“随身只带着一只盛礼帽的圆筒盒”。我一闭上眼，便能看见她站在布列斯特火车站的月台上，怀里抱着那个圆筒盒，个子不高，特立独行，一辈子不受人管束。我将眼睛闭紧，回想起那顶巴黎礼帽：黑色的，插着一根蜷曲的鸵鸟羽毛。它活过了自己的女主人，在我儿时的照片中还经常出现。

但任凭我怎样皱紧眉头都无法想象的，是彼时彼地日常生活的声音与茸毛。格特林戈家花园里的茶树，喜欢读纳德松的妹妹薇拉，马车轧轧驶向下诺夫哥罗德的漫长旅程，解开尼龙搭扣的下摆被露水沾湿，路过的小河，躲在阁楼里偷偷吸烟。波钦基是家，远行的游子回到这里休整，哭诉，养膘。小拉希尔写道，她从剧院回来，演的是《无辜的罪人》，随后大概有40多人来家里做客——这事是发生在哪儿的呢？难道是在从未有过正式剧院的波钦基吗？假如是，那一定是在业余戏剧和家庭剧院风行的年代，那时，在达洽里用木板搭成的简易露天舞台上，年轻的勃洛克穿着黑色连袜裤扮演哈姆雷特，而他的爱人柳博芙则扮演奥菲利亚。彼时，友谊与风情的尘埃已经不可挽回地落定，什么也分辨不出了，剩下的只有巴尔扎克所说的资产阶级的遗迹——“一大堆不体面的硬纸盒、颜料和灰泥”。

在这一大堆硬纸盒中间还有一张照片，是我从小就喜欢的，尽管它给人带来的印象更多的是滑稽。照片上金兹堡家的女性长幼有序地排成一列，一个顶着一个的后脑勺，半侧身瞅着镜头。站在前面的是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辈，头发浓密，乳房高耸，脸上挂着女主角的淡定与从容。接下来是装束更为我们熟悉的女性，穿着撑裙腰垫，衣服上带褶。接近队尾处站着萨拉，一脸忧郁，身板笔直，一身普通无奇的黑衣，在身材高大的姐妹们的衬托下显得瘦小干巴。在她身后，队伍最后一个，是娇弱纤细的拉希尔。她们两个散发出一种虚幻的热气，让我恍惚觉得，比起其他人，她们俩于我更为亲切。

一张于1916年填报的《产妇分娩信息登记表》向我提供了一整套的真实资料，细致入微到了近乎反常的地步。如今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是她第一次怀孕，傍晚开始阵痛，宫缩持续了19小时40分钟；她那娇小的、尚无姓名的小女儿只有2420克，在留院观察的一周内母女二人一切正常。

在萨拉·金兹堡1924年办理的身份证明中，出生地标注为萨拉托夫，而在她后来的自传中却说是波钦基。出生日期倒并无出入，都是1885年1月10日（按如今的新历是1月22日）。在自传中她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小商贩，而1916年的结婚证上却分明登记为一等商人。这大概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她觉得，想在小小的波钦基找到她那不合时宜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痕迹实在是太容易了。

如此说来，太姥姥萨拉是1885年生人，1906年中学毕业（时年二十一岁），1907年入狱，1908—1914年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