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

街头痛哭。被扯烂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册的碎片随风飘扬，在周边飞舞。女士理发店人满为患，女顾客们在店门口排成了长龙。德国人要来了，得提前把头发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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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一家再回到莫斯科已是1944年了。1945年5月9日，廖利娅生日当天，波克罗夫斯基林荫路的一户住宅高高的窗子四敞大开，窗内是泪珠般绿意盎然的春天，偌大公用住宅的全体住户团团围坐在丰盛的节日餐桌旁，所有亲戚朋友，甚至一些从街上不请自来的半生不熟的人，包括年轻的女歌手维多利亚·伊万诺娃 [5] 也和他们一起，她身穿蓝色长裙，用自己那令人惊叹的嗓音演唱了《请买紫罗兰》《蓝头巾》，以及人们请她演唱的所有歌曲。傍晚，他们来到附近的乌斯京斯基大桥，欣赏了莫斯科河上空怒放的烟花。

自那晚以后，萨拉的故事逐渐暗淡，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隐入了日渐稠密的黑暗。我记得，妈妈将太姥姥的中风与“医生案”联系起来，此事原本不可避免地也将吞噬廖利娅。但灰色的工作履历簿只记到1949年末，那一年同样是个多事之秋：整个国家都在与世界主义作斗争，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成员遭到大肆逮捕，图书馆里犹太作者的书籍被禁，犹太语文献的出版被叫停，整个首都涌起新一轮的解聘风潮。我不知道对于萨拉·阿布拉莫夫娜·金兹堡医生而言，什么更加危险：是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呢，还是后天养成的西欧气质；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家里人讨论过发生的事情，她是否担忧，事情会不可避免地波及身边的人，包括过于成功的女婿以及女儿和外孙女。老年性消瘦导致太姥姥无法承担责任、做出决策和采取预防措施，这使其脱离了高风险人群，钻进了一个清凉的避难所，在那里她可以随意翻翻照片，写写题词，任何回忆都触手可及。

不知为何，我经常会想起，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幽暗讲堂里，有人给我们一群十岁孩子讲的那堂关于拜占庭建筑的课。投影仪屏幕上是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宽阔肩膀，以及尖塔上方的蓝色苍穹。我对那一刻记忆犹新：我怎样使劲儿地向前张望，看着那个被照亮的光斑，心中暗想，我恐怕是永远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实物的。我们那个家庭层次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普普通通的莫斯科知识分子、小工程师和小科研员，大体是没有机会出国的。

等我一旦有了出国的机会，便开始四处游历，至今仍无法停下脚步。这几乎给我带来了一种生理上的兴奋，每当我走进任何一座火车站的屋顶，都感觉那仿佛是我本人的肋骨，而我则是一股血流，充满了那些站台以及被阳光支撑的圆顶。在机场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仿佛任何一个移动的机会都得像长尾猴那样四肢并用地牢牢抓住。需要努力追逐的，仿佛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跨越国界、畅快呼吸的空气。当我们迁离雅克图库尔湖，当所有的瓶瓶罐罐、照片书籍统统被放进仓库之后，我开始比往常加倍频繁地旅行，仿佛在此之前被这些东西按在地面上一样。

再说，我的旅行也确有正当理由：我在写一本关于家族的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本档案到另一本档案，从一条街巷到另一条街巷，我一路追踪着族人的足迹，怀揣着渺茫的希望，试图回忆起什么。我勤勉地收集着我所能获知的一切，将日期和门牌号输入电脑记忆，预先为自己规划路线，如同任何一个计划远行的人。在巴黎的某个角落，在我太姥姥曾经居住的一栋楼房里，如今坐落着一家小旅馆。

原来，可以在真正意义上钻进历史的皮肤底下：在同一个屋檐下跟年轻的萨拉共同度过一两个夜晚。若从伦敦出发，须乘坐地下列车，穿针引线地通过英吉利海峡底部的黑色隧道，直至突然置身于法国那郁郁葱葱的绿色原野。

我注视着窗外，忽然感觉，关于家族的长久思绪已经令我疲惫不堪。它越来越让我无法环顾四周，注意到旁的什么东西。圣彼得堡夏园那花纹繁复的栅栏便是这样将内部情形遮挡在外部视线之外的。现在与过去的任何东西早就与我那难以辨识的亲人们联系在一起，强调着自己与他们的同时性，或者相反，不相逢。我本人与世界的关系则只好推迟到明天——帮主人在林地寻找黑松露的猪，事先都需要经过长期训练，以免它们自己吃掉那些昂贵的战利品。我的旅行与我本人有着最为“间接”的关系；我在俄国和外国的城市四处游走，像个拖着行李箱出差的人，箱子里装着我事业的干货。行李箱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哪怕拖着它辚辚地走在巴黎的鹅卵石路上。只是不管你去哪儿，它都会提醒你它的存在。

于是，我和箱子在路边蹦蹦跳跳，沿着长长的克劳德·伯纳德大街向下；这是巴黎第五区，刚好适宜萨拉·金兹堡这类人居住。倒不是因为旁边就是索邦大学和圣宠谷军医院，而是因为这里有最便宜的旅馆和拎包入住的出租屋，那些麻雀一样三点一线的大学生们正好可以在此抱团取暖。萨拉在这条街上住了大约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那栋泛绿的带锻铁阳台的七层楼房至今仍矗立在原地。这个楼道散发着烟味和香粉味的物美价廉的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