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

个街区，每逢周日休息的大兵们在街上三五成群地随意闲逛——总有一种感觉：只消向右一转弯，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满，至少，不会比刚开始时更差。

家族历史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十月革命后的十到十五年，事务进程骤然减速，跌跌撞撞地换到了新的轨道。在这些迷雾蒙蒙、完全无从查证的年份里，我的曾祖父母辈死的死，移民的移民，迁居的迁居；他们没有写信，没有记日记，保留下来的照片也仅仅展示局部，画面的最边缘，而画面中心发生的事情则完全无从了解。比如在达洽进行的槌球游戏；谢列布里亚内博尔木屋的原木墙壁；顺口溜似的宣传标语下面的一群女体育爱好者；萨拉和瘦削忧郁的廖利娅坐在小河边的山丘上，旁边还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是某位不知名的亲戚。随着女儿日渐长大（在学校的集体照上，女孩们依偎在女教师身旁；女伴们寄来的明信片），萨拉出镜的次数越来越少。她所就职的医疗机构换了一家，两家，三家；与亡夫的某位亲戚——在米亚斯尼茨基街经营着一家照相馆的那位——疲沓冗长的交往；旅途中寄来的明信片，疗养地的风景明信片——灰色的大海飞上了灰色的短裙。

但最重要的萨拉自然做到了：不虚度。她过上了专业人士的小康生活，疗养院和女性咨询的日常。每日重复的有益活动将女儿也吸引了进来，她早就决定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名医生，这营造了一种归属感和共同劳作的氛围。她们对于周遭发生的事件究竟作何感想，已经无从猜测，既无依据，也无证据。无论书信，还是家庭藏书——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文集，上面带有“助理律师米·弗里德曼”的藏书签；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 [2] 的诗集；被翻烂了的博博尔金 [3] 选集——都无法让人从中拼凑起苏联的或者反苏联的拼贴画。1934年，当十八岁的廖利娅铁了心要出嫁时，萨拉没有反对，但给相爱者提出了一个不容驳回的条件：廖利娅必须先完成学业。他们可以先结婚，可以在波克罗夫卡同住，但在廖利娅拿到医学院毕业证书之前，要孩子的事连提都不能提。这种世代传承的，对于高等教育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态度，我从小便记忆深刻。我们是犹太人，在我十岁那年有人对我说，你不能放任自己不去学习。

红脸膛的富于责任心的廖利娅顺从了，按照和母亲的约定，她和廖尼亚的孩子本应于1941年8月初降生。那些日子她和母亲正在前往西伯利亚的疏散列车上。孩子安静地坐在腹中，似乎知道它还不该出来似的。经过长达数周的换乘、搬运行李、掉队和迷路的担惊受怕，她们终于抵达了亚卢托罗夫斯克——我们家族迁移版图的最东端。在那里，在西伯利亚，曾经居住过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这个拥有木板人行道和黑色板棚的小镇并不急于改头换面，直至今日几乎仍是老样子。我的妈妈出生于定居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1941年9月12日。她生平最早的记忆是邻居家宰杀公鸡的奇特一幕：鸡头刚落在草地上，鸡身突然振翅而起，掠过了惊呼四起的庭院。

亚卢托罗夫斯克时而皑皑白雪，时而烟雾迷蒙，当地为数众多的奶制品联合厂和幼儿园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这大概是最后一个萨拉照过全身像的地方（“啊，山岩一样的妈妈！”）。萨拉很快就安顿下来。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星期，莫斯科陷入一片恐慌，很少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跑。穆尔，茨维塔耶娃时年十六岁的儿子，在他那细致到可怕的日记中逐日记录了希冀与绝望的交替，幸免于难的希望与被埋在废墟之下的恐惧（这总让我想起哈尔姆斯的那句“我们会拖着断腿，贴着燃烧的墙壁爬出”），逃不敢逃，留不敢留，没完没了地痛苦地讨论着为数不多的每一个选项。很难相信，但在七月中旬，茨维塔耶娃突然和几位朋友来到了位于佩斯基的达洽，“歇一歇”。三位已不年轻的女性和一位神色紧张、想念伙伴们的男孩坐在那里，就像契诃夫短篇小说中那样，从午饭一直闲聊到晚饭，一面等候着从城里传来的消息。这大概是命运给予这对母子的最后一次喘息。返回莫斯科后，他们立刻被卷入了追赶火车或轮船的逃亡者漩涡，而且侥幸赶上了——但没有文学基金会的介绍信，没有钱，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换取食物的东西。其结局如何，我们都已知晓。

莫斯科完全做好了战争和围困的准备。是年春天还组建了莫斯科市民战时疏散委员会，试图制订可能的行动计划；委员会讨论了如何将一百万莫斯科人紧急疏散到后方的各种办法。报告书上还有斯大林愤怒的批语：“你们关于‘战时’‘部分’疏散莫斯科市民的建议，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我要求即刻撤销疏散委员会，停止讨论疏散问题。何时需要，是否需要准备疏散，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会通知你们。”批语的落款时间是1941年6月5日。

一连数月，首都人心惶惶。人们像钻冰窟窿一样企图逃跑，各种权力部门都在想方设法疏散自己人，人人争先恐后，有些人匆忙收拾，徒步出城。10月16日，当德国军队已经逼近莫斯科城外时，文艺学家艾玛·格尔施泰因 [4] 没能赶上那趟原本为她预留了座位的疏散列车。“我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