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一秒地随着平静了。宛如奄奄一息的病夫，宛如即将熄灭的灯火，这歌声仿佛把普天之下的春愁都凝聚在一种旋律里，若有若无，若断若续，不住撩拨着我的思绪。
我一直躺在床上平心静气地听着。歌声渐去渐远。我明知自己的耳朵被无端地引诱着，可很想去追寻那种声音。歌声越来越弱，只能微微听到一些，但仍想跟随歌声而去。后来，不管我如何焦灼不安，耳鼓却毫无反应了。刹那间，我有些忍不住了，下意识地撩开被子，哗啦一声打开格子门。月光斜映着我的膝下，睡衣上印着几株树影，飘摇不定。
拉开格子门时，我尚未注意到这样的情景。顺着耳朵听到的方向望去，声音就从那边传来。我望见一个朦胧的人影，背倚花树，淡淡的月色里，那花树像是海棠。就是她吗？当我刚刚意识到还未来得及细想的时候，那黑影已经踏碎花荫向右边走去了。我隔壁那栋建筑的角落蓦地闪过一个女人颀长的身影，立即又被遮挡住了。
我穿着从旅店借来的浴衣，扶着格子门，茫然良久。不一会儿，我清醒过来，才发觉山里的春夜是很寒冷的。我连忙回到我所舍弃的被窝里思索起来。我从枕头底下掏出怀表一看，一点过十分了。我把它重新放进枕头下面继续思量，我想那不是妖怪吧？既然不是妖怪，也就是人了。要是人，也只能是女的。抑或就是这户人家的小姐。然而，一个回头姑娘，半夜里跑到这座连结山野的庭院里来，总有些不大妥当。无论如何是睡不成了。枕下的怀表也在咔嚓咔嚓低语。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表针的声响，只是今夜，那怀表好像在催促我“想吧，想吧”，劝告我“不要睡，不要睡”。活见鬼！
可怖的事物，只要能如实地看到可怖的模样，就成为诗。惊人的事情，只要脱离自我，一心想到其惊人之处，就成为画。失恋是艺术的主题，就是这个道理。忘却失恋的痛苦，使那美好之处，充满同情之处，蕴蓄着忧愁之处，甚至流露着失恋的苦痛之处，客观地浮现在眼前，就会变成文学、美术的素材。世上有凭空制造失恋，自寻烦恼，贪求欢愉的人。常人谓之愚痴、疯癫。然而，必须指出，自动描写出不幸的轮廓而乐于起卧其中，和自动刻画乌有之山水，而陶醉于壶中之天地 [9] ，这在获得艺术的立脚点上毫无二致。单从这一点说，世上许多艺术家（常人姑且不论）要比常人愚痴、疯癫。我们穿草鞋旅行的当儿，从早到晚叫苦连天，一直鸣不平；可是对别人讲述经过的时候，一点也看不到埋怨的样子。高兴的事、愉快的事自不必说，就连过去的不满，一旦讲述起来也是喋喋不休、得意忘形。这并非有意自欺欺人。旅行的时候，是一副常人的心境，讲述经历的时候，则已经是诗人的态度了。因而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看来，在这个四角形的世界里，磨掉名为“常识”的这一角而居住在三角形里的人们，便可称为艺术家吧。
因此，不论是天然，还是人事，在众俗辟易而难于接近的地方，艺术家发现了无数的琳琅，认识了无上的宝璐。世俗名之曰美化。其实并不是什么美化。灿烂的光彩自古赫然存在于现象的世界。只是由于一翳在眼，空花乱坠，由于世俗的缧绁牢不可破，由于受到荣辱得失的逼迫而念念不忘，以至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透纳 [10] 画火车时，不解火车之美；应举 [11] 绘幽灵时，不知幽灵之美。
我刚才看到人影，如果只是限于一种现象，那么谁见了，谁听了，都会觉得饶有诗趣。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低吟，胧夜清姿，——这些无不是艺术家的好题目。这些好题目，一起浮现在我的眼前，而我却作了不得要领的诠释，进行多余的探求，在难得的雅境里建立起理论的系统，用恶俗的情味践踏了求之不得的风流。这样一来，非人情也就失掉了标榜的价值。若不进行一点修养，诗人和画家就没有资格再向别人夸示了。我曾经听说，从前意大利画家萨尔瓦托·罗萨 [12] ，一心想研究盗贼，便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一伙山贼之中。我既然挟着画具飘然走出了家门，要是缺乏他那样的勇气，太叫人惭愧了。
在这个时候，如何才能回到诗的立足点呢？可以留出余地来，将自我感觉和客观事物置于自己面前，离开感觉一步，静下心来，站在他人的角度检验一番。一个诗人有义务亲自动手解剖自己的尸骸，将病情公布于天下。其方式方法各种各样，最简便的莫过于将所见所闻全都写进十七字中去。作为一种诗体，十七字最为便当，洗脸、上厕所、乘电车都可以来上一首。如果认为我说的十七字诗容易写，就意味着诗人容易当，当了诗人就是一种彻悟，所以轻而易举。这种侮蔑实在没有必要。我以为，越是便当就越有功德，因而也就更应当受到尊重。比如发怒的时候，可以把发怒写入十七字诗。一旦变成了十七字诗，自己的怒气已经变成他人的了。又发怒，又作俳句，不是一个人同时所为。比如流泪，可以把流泪写入十七字诗。诗一旦作成，心中也就欢喜起来。将眼泪化为十七字诗的当儿，痛苦的泪水便离开了自己。这个时候的自己会因为曾经哭泣过而感到高兴。
这就是我平生的主张。今天夜里，我也要实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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