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完全是天津,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曾国藩感到如芒在背。因为有扬州处理教案的经验,曾国藩想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下车伊始,曾国藩立即颁布了自己亲拟的《谕天津士民》告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7月17日,法国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曾国藩在与罗淑亚进行了首轮谈判之后,先向法国人表示了自己的“诚意”:将扣犯武兰珍和犯罪教民王三立即释放,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随后,曾国藩悄然使了一招“暗渡陈仓”之计,批准张光藻和刘杰暂时请假离津(一往顺德、一往密云)。曾国藩是想先表示一种姿态,缓解一下对方的愤怒,然后把事情对付过去。很快,曾国藩发现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法国人似乎铁了心要将事情闹大,他们对于这一处理明显地表示不满意。
英国使团的船只到达天津
7月19日,法国舰队抵达大沽口。大军压境之下,法国谈判者的胆子似乎更壮了。罗淑亚强烈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处死。罗淑亚提及陈国瑞,颇让曾国藩感到意外。原来罗淑亚认为,正是由于陈国瑞的直接煽动,才有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个陈国瑞就是当年僧格林沁的部下,在剿捻时,一度在曾国藩手下,并且,还因为跟刘铭传冲突之事受到曾国藩的多次警告。教案爆发那一天,陈国瑞从浙江调往直隶,正好路过天津,遇见了百姓在暴打洋人,陈国瑞一时痛快,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在旁大叫:“杀得好!”也加入了队伍当中,并且担当了指挥者。于是,法国领事馆便将陈国瑞也列入了名单,认为作为一个地方官,如此煽动闹事,也该处置。对于罗淑亚蛮横的要求,曾国藩当然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曾国藩只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押送到刑部治罪,至于陈国瑞,纯属是看热闹,定什么罪!在曾国藩看来,中国的官员只能由朝廷治罪,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国人不能欺人太甚。
那一天,曾国藩和崇厚商议了很久,他们绞尽了脑汁,也商量不出一个好办法。曾国藩急了,他知道,如果要打起仗来,京城一带驻军空虚,哪里是法国人的对手呢!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想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更何况现在的寡妇孺子,那是更不会承担责任的。如果战争失败,自己肯定会成为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灾难深重的国家也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想到种种后果,曾国藩与崇厚相对而泣。这个时候,曾国藩思绪万千,即使是当年与太平军的战斗到了最困苦最艰难的时候,曾国藩也没有乱方寸,但这一次,曾国藩的确是有点乱了。他最担心的一点是,因为自己处理失当,从而招致战争。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小,要是清国再遭涂炭,他将因此背上沉重的枷锁。曾国藩无路可退了,他不得不为避免战争而妥协。曾国藩几乎是发疯了似的责令下属搜寻事件中的激进分子,同时将原先安排回老家休假避风头的张光藻和刘杰也收审起来。一切都是无奈之举,曾国藩只得这样做了。
7月20日,罗淑亚来见曾国藩,再次向曾国藩发出最后通牒。罗淑亚的口气非常蛮横,坚持要杀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三人,与此同时,提出的要求还包括:在教案中,外国人死了二十多人,因此中方也必须杀掉同样数字的案犯。曾国藩严词拒绝了。罗淑亚见目的没有达到,拂袖而去。
曾国藩不得不进行两手准备了。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他开始奏明朝廷,调集军队准备战争,万一谈判破裂,必须做好打仗的准备。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调集军队汇聚京津附近。这个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已裁撤殆尽,所剩下的刘松山部以及左宗棠部都在西北镇压起义;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也赶赴陕西支援。唯一能调往天津进行防御的只有驻山东章丘的淮军刘铭传部以及曾国藩本人在保定新练的两千多人马。于是,曾国藩接连致函朝廷,要求将李鸿章和刘铭传的军队移驻京津附近以防不测,并致信刘铭传,让他火速带兵赶到天津附近。很快,刘铭传的九千兵马赶到了天津附近的沧州。
与此同时,在法方的强硬态度之下,曾国藩在初步请示朝廷之后,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7月21日,曾国藩将与洋人议定的结果报告给了朝廷: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四国损失和抚恤费五十万两白银;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处死民众二十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二十五人。在这份奏折中,曾国藩还详细地报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臣等伏查此案起畔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之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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