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悲欣交集

军，苏州陷落；在浙江，左宗棠率军攻克了杭州；在金陵城下，曾国荃亲自指挥，组织敢死队攀岩直上紫金山，攻陷了天堡城，占据了控制金陵的制高点。随后，湘军又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金陵自此完全合围。眼看最后的决战就要结束，曾国藩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形势发展到这一步，那种残酷和冷血变本加厉，人性的忍耐力也到达极限。尤其前线的官兵，那种极度的屠杀几乎让人性和理智崩溃。在金陵城下潜伏了两年之久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焦躁，身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苏州，一向理智坚定的李鸿章也疑神疑鬼，情急之下，竟然先下手为强，杀了投降献城的太平军“八大王”郜永宽等人，然后，又大开杀戒，将上万太平军降将杀得干干净净。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尽管颇为震惊，但还是写信谆谆地安慰李鸿章。这一切，有什么办法呢？咫尺之间，往往就是你死我活……曾国藩不断写信安慰前线的将士，跟他们说，战争中过度的杀戮，有时候的确也是迫不得已，要注意对自己身心的调节……每当写这样的书信时，曾国藩总是唉声叹气，战争到了如此地步，哪里是短兵相接的决一雌雄，简直就是血淋淋的屠羊了！

朝廷显然是想加大这样的屠杀力度，那些一直躲在京城的权贵们似乎等不及了，他们一再批评曾国藩行动迟缓，对曾国藩迟迟不发布总攻命令感到不满。朝廷一再敦促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协攻金陵。戈登的洋枪队也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不断给朝廷施压，也想来增援金陵。曾国藩最不愿意的，就是洋人插手了，他拒绝了戈登的要求。就在节骨眼的关头，金陵城外的湘军主将曾国荃病倒了，一连很多天高烧不止，卧床不起。在安庆的曾国藩得知后，大惊失色，食不下咽。曾国藩最挂念的，就是曾国荃的病情了。金陵攻城在即，从情感上说，曾国藩当然也不想让攻克金陵的头功落入他人手中，而且，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九弟攻克金陵的渴望。毕竟，曾国荃在金陵城下像一根长钉一样扎了近两年。曾国藩急忙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1862年的戈登

你信中讲到的“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这几句话，我读着非常焦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等省攻克的城池很多，惟独金陵城，迟至今日也没有把握，加之军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不顺耳的言语纷至迭起。我都忧郁成疾，何况你的劳苦甚过我百倍，你的心血久亏重过我数倍呢？从春天以来，我一直害怕你肝病发作，但在信中你每次都含糊其辞，这四句话实情全露。

这种病不是药物所能奏效的，必须把万事万物看开一些，不恼不怒，才可使病情逐渐减轻。毒蛇蜇手，壮士自断手臂，以保全性命。我兄弟若要保得性命，也应当视恼怒如毒蛇，花极大勇气去除它。

肝子发作，大发雷霆时，不只是心中不平静，也不害怕，确实有这种情况。不只是你年方盛年是这样，就是我这种已渐衰老之人，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降伏这种恶劣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欲望），虎是肝气（怒火）。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两兄弟如此。关键是要抑制住这两种情感，不能使它燃得太旺。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制怒，就是伏虎。儒学与佛教虽然主要的道理并不同，但他们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使我们过分的欲望伤害我们的身体。

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李鸿章的态度，毕竟，李鸿章是自己的弟子，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在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得极其仗义，在给曾家兄弟的信中，李鸿章一再表示自己不想抢头功。他不断拖延朝廷的敦促，一会声称部队需要休整，一会又向朝廷进言，准备将自己的军队调至湖州，从南面对金陵实施包围。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兵马的调动激怒了由浙江对金陵进行包围的左宗棠。左宗棠火速向朝廷报告，说李鸿章想“越境掠功”，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很明显，就是要拖延时间，把最后攻克金陵的头功让给曾国荃。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中，能守得住，看得出来，李鸿章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曾国藩无奈何，只好派人敦促曾国荃，让他全力攻城。毕竟，时间不等人了，再拖下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1864年7月19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的曾国荃号令攻城了，通向金陵城的地道已挖通。曾国荃几乎是用嘶哑的嗓子下令点火，几分钟后，数万斤炸药爆发出一声巨响，金陵城墙被炸塌了二十余丈，黑色的硝烟冲天而起，整个金陵都能感觉到地动山摇。不仅仅城墙上的太平军消失在轰鸣中，湘军冲在前面的四百多士兵也在硝烟弥漫中粉身碎骨。数万湘军一齐呐喊，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冲入城内。此时，金陵城中早已断食很多天，残存的太平军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到了晚上，金陵九门皆破，征战了十多年的湘军，尤其是在金陵城下坚守长达两年之久的曾国荃的“吉”字营，在这样的狂喜中，早已忘记了创立之初曾国藩所制订的各种纪律，开始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