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这些人有忠义有血性，就可以到这里来端上自己的饭碗。曾国藩深知底层民众的状态，他对湘军薪饷标准的制定，对于普通民众也是有很大诱惑的：在湘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一般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奖赏了。曾国藩知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只有军饷高，将士才肯卖命。在这支鱼龙混杂的部队中，最初，曾国藩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支部队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读书人担纲；只有下级军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国藩眼中，一支部队的忠贞、才华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则可以通过战斗和训练得到。在湘军当中，整个骨架，是他的一帮兄弟和朋友，在他们当中，有曾家弟兄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还有他的“铁哥们”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人，堪称“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经天纬地，后来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湘军二号人物；罗泽南同样也是一个湖湘大儒，对于程朱理学，罗泽南有着极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极有宋儒坚忍刻厉的作风，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内，其中最有名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典，包括曾国荃、曾国葆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的著名将领。曾国藩起事时，江忠源和罗泽南手头已有现成的兵勇，并且，曾经赴广西打仗。
曾国藩和湘军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19世纪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支真正由读书人领导的军队，是在乱世中一群书生“投笔从戎”所组建的人马。这群读书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对于孔孟的态度，让他们为之激愤，也正如此，让他们立下了“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誓言；至于效忠朝廷等，倒成了次要的目的。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帮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看来，太平天国所提倡的“拜上帝教”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妖魔化的体现，是直接违背“天理”的，而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生死抉择中承担自己的使命。正因如此，这支颇有湖南士林风气的儒生在后来艰苦卓绝的生死绝杀中，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了与叛道者誓不共存的殉道精神。
曾家藏书楼
秋天到来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队伍已发展到十营六千人。现在，这已不是一支五花八门的杂牌民兵了，而是一支军队，并且，是曾国藩赋予理想和追求的一支部队。曾国藩在为这支湘军设计建制时，脑子里闪现的是明朝名将戚继光的容颜。的确，在数百年历史当中，戚家军是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它不仅有严明的纪律，而且，还有很多军事上的创举，在军事思想上也比较先进。曾国藩细细地研究了戚家军的组成方式、纪律以及作战策略等，以戚家军的模式对湘军进行整编，改革军制——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拟定营规、饷章等等。这支部队一个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是：它只隶属和服从曾国藩一人，只有曾国藩，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国王。
当然，让这个“国王”念念不忘的还是儒学的“仁”和“理”，从一开始，曾国藩就赋予了这支部队很多卫道的特质。这也决定了湘军后来的特点——这支部队有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做法：不仅仅以军纪营规约束士兵，还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不单单是贯彻军事思想，还一点一滴地教士兵如何做人。每天早晨，曾国藩都会早早地巡营，认真观察军士们操练，有时候，他还要把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耐心地讲解时局和道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做人的道理比军事本领更为重要，必须“老僧常谈”，要天天讲，月月讲。曾国藩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道德原则引入治军之中。“仁”就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就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礼”则是湘军中要有上下尊卑的关系以及严明的纪律。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部队的“国王”曾国藩以他自己独创的方式，亲自为这支部队创作了很多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此作为对这支由书生、农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所组成的临时军队的教化——
比如说《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一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啕。
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
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
走出门来无屋住，躲在山中北风号。
夜无被铺床板凳，日后锅甑切菜刀。
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
只因谣言自惊慌，惹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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