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做，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账。
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
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恩真浩荡。
一言普告州和县，再告兵勇与团练。
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
曾国藩的湘军就是这样“不伦不类”。这支人员结构复杂的军队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战争，与另外一支同样也堪称“不伦不类”的太平军，进行生死殊杀。
当然，湘军的创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地方上，湘军还没有成形，各式各样的阻挠就已经出现了——那些平庸的巡抚、布政司和按察司们，他们一直试图掣肘曾国藩，在他们的阻挠下，曾国藩的每一次行动，都显得艰涩而困难。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既胆小怕死，又怯懦怕事，但他们都有一副忠于职守、老实忠厚的面具。对于他们来说，再也没有比在唯唯诺诺的面具下遮掩妒贤嫉能的实质而感到更有乐趣了。这些人掌握粮食和供给，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给曾国藩出难题。曾国藩在长沙招兵买马时，那些打仗怕死的绿营兵甚至闯进了曾国藩的大营，差一点跟曾国藩的兵勇打了起来。为了顾全大局，曾国藩只好将自己的湘军移至衡阳，避免跟绿营直接接触，全力训练自己的部队。
创办之初，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清朝的军事补给制度。清朝在夺得政权后，各方面都沿用明朝制度，明朝体制的很多短处，清朝仍旧没有改变，相反还变本加厉。清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不是来自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零碎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户部却等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送到各个军事单位。在供给上，各级政府各自为政，有的就干脆采取拖延的方式。这种军事供给方式，给部队的统筹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曾国藩的湘军在供给上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湘军还不算是朝廷的正规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各式各样的大小官吏打交道，软硬兼施，才能得到不足额的供给。
曾国藩故居
各种困难的遭遇让曾国藩对于清朝的现实状况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对于这种制度的本质，曾国藩看得比先前清楚得多。曾国藩豁然明白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千百年一直奉行的是文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种知识的优越感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享受的便利，使得中国的精英以及社会普遍意识对于军事将领和士兵，一直心存鄙视。从制度上来说，朝廷军队的军饷和给养都是由地方发放的，这使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手握地方大权的文官们异常依赖。很多时候，这些掌权的文官政府密切监视军队的动向，施展他们高深的学识，安插亲信，组织派系，甚至引发军队的内江，从而将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千百年来，没有人真正地把军队当回事，真正地把军队当作国家的武装力量来经营，或者在权力和制度上给予它们保护。这种政权本身，已习惯于对军队进行打压，这样的打压，完全不是由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一种整体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于武装势力在骨子里也是排斥的，在民间，一直以来，人们崇尚的只是传奇，而不是英雄。那些曾经的英雄，在最受民间欢迎的话本和说唱中，慢慢演变为纯粹的传奇，变成脱离实际的传说。至于真正的英雄是怎么回事，人们并不真正地感兴趣。由于缺乏真正的英雄意识以及荣誉感，一直以来，只是那些卑劣和懦弱的人在参加战斗，在执掌这部分力量。这些当兵的人既不是出于爱国的热情，也不是为了效忠皇帝和追求荣誉，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这种现实和传统的存在，让军士们并没有一种荣耀感，也让军队失去分量，从而造就偌大一个帝国的羸弱，让一个国家失去坚强的支柱，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光鲜面目。
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和洞察，使得曾国藩的处事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上形势越来越急迫，到了衡阳之后，一直主张“温良恭俭让”的曾国藩舍弃了打仗最为忌讳的“妇人之仁”，他开始变得冷酷，变得焦躁，变得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个后来被称为“曾剃头”的书生行事残酷而暴烈，他开始疯狂镇压当时一切不稳定因素，对于周边地方的一些小叛乱，也大开杀戒。同时，曾国藩带领自己的部下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食，掠夺那些危险的大户，对军饷展开近乎疯狂地攫取。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是对上峰命令的不服从甚至抗拒。在曾国藩看来，一切都是火烧眉毛，这支部队在没有完全训练成形之前，拒绝一切战斗。曾国藩在衡阳的那段时间，正是太平军西征军沿着长江沿岸攻城掠寨之时，那些八旗和绿营部队闻风丧胆，大小城市一个又一个被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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