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忧郁如疾

战时，在总体上，自己还是沉着明敏、气定神闲的。现在，那种镇定和无畏，怎么一点也找不着了呢？老了，还是老了！进入冬天之后，曾国藩更是感到冰冷入骨，自己的身体虚弱得如同病猫一样，软沓得不行，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曾国藩试着用补药来维持体力，尤其是人参，用量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仍没什么效果。曾国藩一直忌讳各式各样的药，认为凡药三分毒，但此刻，曾国藩也是顾不得了，他只想着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大量地服用人参，使得曾国藩的肝火明显旺盛，到了最后，他的左眼开始失明，右眼也变得模糊，曾国藩已经面临失明的危险了。

既然活着都如此艰难，那么，继续在任又有什么意义呢？身体稍好了一点之后，曾国藩毅然决定离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连续向朝廷发了四封奏折，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全力推荐李鸿章，说李鸿章可以担当大任，请求朝廷安排李鸿章来接替他；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实际上就是退居二线，充当李鸿章的顾问。曾国藩又向朝廷请求，自己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曾国藩提议李鸿章来接替自己，无疑是最佳选择，剿捻的主力部队淮军本来就是李鸿章所统领的，如果让他来指挥，可能比自己还熟稔一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意思就是：曾国藩想把剿灭捻军的功劳让给李鸿章，以目前的情况看，只要坚持河防战略，剿捻的胜利，肯定是迟早的事。自己的前程，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了，能超过自己的，只能是处事更为练达的李鸿章。如果情形真的是这样，自己为什么不借花献佛，把李鸿章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呢？

那段时间，曾国藩在大帐中无事时就翻阅《易》，以排遣郁闷，缓解情绪。每当曾国藩心情不好的时候，曾国藩总习惯性地翻读《易》来调整自己的心绪。《易》会让曾国藩想起还有一个未知的世界，生命不仅仅只是这个实在的世界，还有更广大的世界让人无法涉及。有更广大的未知世界作参照，对于这个世界，往往就会看得更清晰，也会变得更为冷静客观。曾国藩一直不算是一个战争狂人，虽说曾国藩借助战争青云直上功成名就，但在内心深处，对于战争，曾国藩一直是排斥的。那一天晚上，在灯下读《易》，曾国藩想得很多，他在想：就一个人的人生而言，功名、事业、富贵、地位、权势等，可以称为“阳”的话；坎坷、不利、退让、宽容、压抑等，可以归结为“阴”。阴与阳，一定要互补、要调和。就“阳”而言，自己得到的已够多了。不说少年时的一帆风顺，就说自己做了朝廷大员之后，自己上辈健在，儿女双全，这就已经是接近完美了。有这样的福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从阴阳平衡的角度，每得到一项福分，曾国藩就害怕自己会损失什么……对于人生，曾国藩感觉就像坠入一个巨大的迷宫之中，胆战心惊，诚惶诚恐。他时常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这个世界，所有的因与果那样复杂，乍明乍暗，人生一世，一定得谦逊小心才行。这样的姿态，才是一个人的最佳生存方式。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画着一个圆，不求画大，如果能圆一点，就算是非常圆满了。

1866年12月12日，朝廷终于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全力围剿捻军；曾国藩补授大学士，回两江总督本任。到了月底，曾国藩派员到徐州，将钦差大臣的关防送交李鸿章。这个行为后来还曾引起议论，说曾国藩是不愿意交出大权，所以才如此怠慢——按理说，关防交接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应该由双方亲自交接——其实，曾国藩只是身体不佳、行动不便，所以也就没亲自去徐州交关防了。在此之后，事态的发展都是由李鸿章来承担了——过了新年之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曾国荃所统率的新湘军郭松林部在湖北安陆府被东捻军击溃，郭松林重伤被俘，之后被救出。不久，另一个更不好的消息传来，淮军张树珊部在湖北德安府被歼，淮军大将张树珊阵亡。在周口，病中的曾国藩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心若死灰。战事就这样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

1867年的春节是在周口过的，这一辈子，曾国藩从未度过这样一个寂寥的春节。年前，周口一带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雪，皑皑白雪中，周口一下子变成了死寂的孤岛，几乎所有的道路都中断了。身处这样的孤岛中，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像上天的弃儿一样，变得可有可无。外面的世界，跟自己似乎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身处这样的绝境之中，心境更是忧伤而颓唐。曾国藩真正地感到，对于这个世界，自己已缺乏很多兴趣了，唯一值得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内心。身处大帐之中，曾国藩不时能听到军营附近的爆竹声，一声接一声地传来。听着这样的嘈杂声，曾国藩觉得自己的太阳穴跳得更厉害了，像有人使劲地拽着自己的神经似的。这会不会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呢？好不容易到了正月初五，手下探明，道路开始通畅了。曾国藩立即传下话来，让随从们收拾行李，打算赶回金陵。从周口到徐州的路走得非常艰难，很多地方的雪还没有化，车马走得格外小心翼翼，有好几次，曾国藩所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