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忧郁如疾

的马车差一点就出事，随从们都惊恐万分。曾国藩倒没理会，他一直瞑目沉思，不发一言，就像游离于两个世界似的。随从也不敢惊动他，他们觉得，大帅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也越来越令人害怕了。2月19日，曾国藩到达了徐州，李鸿章带着一帮大员们在城外恭恭敬敬地迎接。看着李鸿章也是一张疲惫不堪的脸，曾国藩不由心存怜惜。李鸿章小自己一轮，也属羊，跟自己一样，也是一头受累的羊。李鸿章先是关切地询问了一些老师的身体情况，然后，双方的话题转到了军事上。曾国藩语重心长地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一再强调河防的重要。李鸿章频频点头，看得出来，李鸿章对于老师的河防策略，还是很认同的。这一点让曾国藩异常欣慰。曾国藩想的是，只要李鸿章认可自己的主张，就一定会取得剿捻的胜利，而自己灰溜溜地从战场上撤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失败，只不过是自己心力不济罢了。

淮军将领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曾国藩感到无奈，也感到悲凉了。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刘铭传和鲍超竟然也在战争之中反目成仇。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李鸿章命刘铭传与鲍超一同进攻湖北尹隆河处的捻军。刘铭传赶到尹隆河后，见鲍超还没到，想贪得头功，孤军深入，遭致捻军包围，差点全军覆没。幸亏鲍超军队赶到，将刘铭传救了出来。谁知刘铭传反而责怪鲍超延误约期，双方闹得极不痛快，差一点又大打出手。状告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同样也感到棘手。这两个人，都是打仗不要命的猛将，但双方谁也不买谁的账，都想争头功。李鸿章无奈，只好和起了稀泥。结果得理不饶人的老资格湘军猛将鲍超不答应了，这个深山野夫本来就不是那种权力欲很重的人，一气之下，干脆称病回老家去了。鲍超走了，湘军群龙无首，按惯例，李鸿章得将鲍超的“霆”字营解散。这一切，都在曾国藩的眼皮底下进行。对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没有表态，他感到无力的是：打仗，是要锐气的，不管是为什么打仗，一支部队，还是想法单纯一点，纯粹一点好。现在，部队变了，人也变了，很多人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很难打胜仗了。

1867年3月8日，李鸿章由徐州移驻周口。3月21日，潇潇春雨中，曾国藩离开了徐州，启行返回金陵。曾国藩登船之时，回望身后那座在烟雨中孤然兀立在原野中的城池，不禁伤感异常。曾国藩知道，自己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就以这样的冷清方式结束了，命，这就是命，曾国藩不得不再一次认命。战争——那是多么阴晦和沉郁的时光啊！几多不幸，几多痛楚，几多危难，几多惶恐，以及长期窒息在心的不确定感和焦灼不安的怀疑，终于离他远去了。

曾国藩离开之后，一开始，战事依然惨烈——继刘铭传鄂西尹隆河一役被打得花翎落地落荒而逃后，淮军悍将唐殿魁，在一场短刀肉搏战中，负重伤被马队踩死……尽管如此，李鸿章一直坚持沿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在沿河岸边和险隘处广筑长墙，水面上密布水师战船，同时加大坚壁清野的力度。捻军马队在范围被逐渐缩小后，失去了奔驰流动的优势，同时，粮草供应不上，人心思变。很快，战局得到了有效扭转——东捻军在破运河堤墙东去之后，李鸿章调集数省的人马，移师山东，对东捻军仍旧实行包围。东捻军又想掉转方向突破运河，重归河南，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击——这一回，季节帮了李鸿章的大忙：雨季到来，大雨滂沱，河水猛涨，东捻军渡不了运河，军心大乱。东捻军骁将任化邦被淮军派出的奸细刺杀，军势转衰。之后，李鸿章率领人马在山东寿光将东捻军团团围住，东捻军首领赖文光奋力杀出，南走江苏，在扬州被俘。张宗禹的西捻军听说东捻军失败，由陕西宜川东渡黄河，经山西西南角，直插河南怀庆，再折而北走直隶定州、保定、边马至北京房山，最后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抢渡“雪桥”，窜入鲁东。西捻军这一神速行动，让京师陷入极度惊慌，朝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军，前堵后追。这样，在黄河以北的山东、直隶地区，竟集中了清军十余万人。西捻军陷入了西阻运河、北阻减河、南阻黄河、东临大海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无法突出重围。最后，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所终。

1868年8月底，早已回到金陵的曾国藩听到前方战报后，并没有明显的兴奋。捻军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曾国藩感慨的是，偌大的中原，在这样的蹂躏与践踏中，又会是轮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只要是战争所及之处，必定赤地千里、日月无光。如果真是这样，那种所谓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曾国藩甚至懒得去打听那些具体的细节了，对于这个世界，此刻的曾国藩已徒生厌倦了。在此之后，曾国藩的精力每况愈下，对于时间也越来越缺乏敏感，有时候他甚至都弄不清现实与虚无的界限了。跟所有上了年纪的智慧老人一样，曾国藩又开始了新一轮意识转化，习惯于清醒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