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云直上

恍如隔世时，他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撑。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宏大力量。

旧时国人在烟馆的情景

任何一个成大器之人，都有一段对于灵魂的自觉过程。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深刻的内省和反观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大象之气。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最初，曾国藩对于自己内心的修炼以及所谓的“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认识是幼稚的，但这样的方式，却使曾国藩经常面对自己，使另一个人格无法从自己的视野里逃脱。慢慢地，曾国藩的所有行为都在这样的规矩中了。一段时间的检点和内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也成就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理学逆向深入的自省方式，让曾国藩领悟了很多东西。

除了戒除自己的不良习气之外，曾国藩还开始尝试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不良想法和动机。这样的方式，也如同佛教中的静坐和参禅。每到傍晚，曾国藩照例都要静坐一会，就像驱赶魔障一样，每天驱赶存在于自己思想中的黑色或者灰色的雾霭。这是一种清教徒似的自省方式。曾国藩就这样变成了一个非严格意义的禁欲主义者，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自虐者。虽然这样的过程痛苦、乏味、机械、生硬，但他一直努力去做了，也坚持了下来。渐渐地，就如同佛教所阐述的“戒”、“定”、“慧”一样，这种理学的自修过程同样也有“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过程，有一种清明让曾国藩感到澄澈和清爽。

现在，曾国藩开始真正地明白理学的真谛所在了。他觉得这种修身的过程有意义极了，也有意思极了。一个人以如此的方式深入自己，也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不断精进，最终达到一种精神和道德的合一。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宗教情感吧，将人的有限智慧引入到无限的空间——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具有很多的宗教成分的，只不过，它一直没有确定一个反观的人格化神像，它是将人格化的神像转化为道德律了，以为道德是一种天生的纲常。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学习与修身中，走了一条与宗教信仰类似的道路。

理学对于人格的修炼，使得曾国藩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还是在处世方法上，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只会读古书写古诗作古文的书生了。给人的印象是，进入中年之后，曾国藩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学子变成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着强烈自信的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滋养身心的道路。同时，曾国藩也变得越来越喜欢跟人探讨一切潜藏之“理”，他变得爱较真，爱认死理，并且遵循“理”来行动。曾国藩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曾国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条传统的治学内容上，又增加了“经济”。在曾国藩看来，这四种学问缺一不可，而且“经济”更为重要。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真正学问，就是学要有所用，对于社会，要能派得上用场。这些经世济民的学问，才是真正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曾国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内涵，他变得更有责任，精力也更为专一集中，做事也变得更趋完美——在京城的十来年间，曾国藩每年都至少要寄一百五十两白银回家，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他先后将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带到身边读书，全力尽自己兄长的责任。在弟弟们回家应考期间，他经常写信让他们好好读书，争取功名。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弟弟曾国荃1848年科考一等，补廪膳生。与此同时，曾国藩并没有在职位上无所事事，他开始深入地调查、了解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窳败的社会现实。可以说，理学的钻研没有使曾国藩变得迂腐缥缈，相反，他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变得更加智慧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1846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那一年开始，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转向了“汉宋兼采”。对于汉学，也不像先前那样排斥了，对于宋学，也有了客观的评价。这当中的重要契机是曾国藩的患病。因为身患肺病，曾国藩暂时摆脱了繁忙的公务，住在京城南部的报国寺中养病。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是段玉裁作注的《说文解字》。当时，适逢精于考据的汉学家刘传莹也住在此。刘传莹虽为汉学家，但思想较为开通。曾国藩与刘传莹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双方都受益不少。曾国藩请刘传莹将自己所住的地方题词命名为：“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也将每天写的日记命名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曾国藩系统地盘整自己思想的重要阶段。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报国寺恰巧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栖居之所，这个古老的寺院异常幽静，老树寒鸦，古柏夕阳，潜伏着一股冲淡之气。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曾国藩能明显地感受到身体之中有一种东西悄然长成，感觉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通了顾亭林的气场，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个人伟大的心跳。那段时间里，曾国藩还写了很多文章，内容囊括了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对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