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对现实问题的杂录,对玄学、史学和文艺理论的看法,对一些哲学问题的困惑等等,文章思路之清晰,文字之精确雅致,让很多京城大儒暗生钦佩之心。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盘整,可以说,曾国藩的思想和学问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曾国藩就这样慢慢养就了自己的浩然之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觉悟后的气韵暗合宇宙的律动和气场,它表现为拥有一种洁净而呈现出的从容、宁静、智慧与无畏。这些品质看似独立、互不相干,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立体的不同侧面,只不过表现得不一致罢了。现在,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了。由于学问的深刻,以及人格的归于大我,可以说,曾国藩已能很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了。在很多时候,他表现为不贪婪,不妄想,做事沉稳,工于心计;同时,他善于沉默,自我隐藏,放低自己的姿态,极端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的意志已得到了锻炼,面部表情松弛自然、收放自如。在更多的时候,在那上面,看不出什么内容,没有愤怒、气恼或者激动,更像是谦逊、诚恳、平静,以及彬彬有礼。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人格已然圆满了,内心坚定而深厚,自省而虚心。这是与外部世界最和谐的沟通。
在这个湖南人身上,那种独特的东西油然诞生了。因为性格魅力,也因为唐鉴等大儒的垂青,一时间,京城一些喜欢理学或者习惯从风吹草动中嗅出政治气候的人们都竞相结交曾国藩。曾国藩与京城一批卓越人士有了很密切的来往。曾国藩结交的,有当时名震天下的一些大儒,除了唐鉴和倭仁之外,还有刘传莹、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王茂荫、梅曾亮等等。就这样,理学的研习给曾国藩带来的不仅仅是内心的丰厚,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旺盛的人脉。正因如此,曾国藩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下子青云直上——1840年,曾国藩授翰院检,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从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算起,一直到1848年,十年中,曾国藩的仕途一帆风顺,连升七级,竟然从七品一直升至正二品。
曾国藩成了在京湖南人的骄傲,当时湖南人来京考试或者出差,都会主动拜见声名显赫的曾国藩。也因此,曾国藩与湖南同乡中的翘楚来往密切,情同手足——在他们当中,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这些人,都是后来湘军的骨干力量——曾国藩最初与这些书生们在一起结交之时,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喋血沙场的战友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曾国藩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一方面,他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耐心地等待官位的升迁;另外一方面,曾国藩在文章的写作和学问的精进上全力进取。那时候曾国藩的全部目标就是,在学问、人格以及官位上追求完美。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每一个传统文人的终极目标。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才预感到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暴风雨,也预感到这件事将与自己的人生发生关联。也许,这突如其来的狂飙是一个机遇吧?乱世就像一个遭受到强烈撞击的大水池,沉滓泛起,原先的秩序变得错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如东汉的班固一样投笔从戎,也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
1850年夏天,广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金田起义之前,在南部的广西,各势力纷纭骚乱,它们占山为王,开始分庭抗礼。这种情况下,朝廷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调向荣为广西提督,又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广西平乱。林则徐在半道上突遭恶疾,在潮州不幸去世。朝廷只好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让他们率领人马赶往广西。结果,这两人一败涂地。道光皇帝又气又急之下,突染重症,不治而亡。第四子奕䜣继位,也就是咸丰皇帝。道光驾崩之时,曾国藩正好任礼部侍郎,熟知礼仪古乐的曾国藩一手主持了道光皇帝的葬礼,将整个葬礼办得庄重肃穆、井然有序。看到年轻的奕䜣明眸皓齿、举止端庄,很像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明君,曾国藩很是欣慰。道光的葬礼结束之后,礼部堂官各加二级,曾国藩也奉旨兼任兵部左侍郎。咸丰即位之后,曾国藩不失时机上了一个奏折,对于朝廷的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国藩提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恳请新皇帝上任后,广开言路,多听一听民间的声音。对于曾国藩的此项奏折,新任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奏折上批示,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下令广泛征言,希望诸大臣对于朝廷积极进言;有很好建议的,还要给予重赏。
道光
1851年1月,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次起义,比之前的任何一股“流寇”规模都要大,而且,提出的口号,以及信奉的宗教,看起来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咸丰皇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讨良策。曾国藩上了一个奏折,推荐江忠源等人赴广西清剿。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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