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海阔天空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军旅生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章，从1853年组织湘军开始算起，直至1868年剿捻中途退出，这十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曾国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意义上，都应该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把一个人的经历当作是个人自我冶炼最重要因素的话，那么，曾国藩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华的重要条件，也可以看作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仅艰苦而决绝，也富有某种神示的意义。实际上不仅仅是曾国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样的扑朔迷离，不可知晓。在它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命运，成就了一个真正的曾国藩——它不仅造就了曾国藩丰富无比的阅历，也使得曾国藩的人格趋于完整。命运使曾国藩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晚清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里，闪烁着最后的光华。

十六年的战斗生涯，带给曾国藩的有三样，那就是：卓越的功勋、糟糕的身体以及几近消极的人生看法。一个人内心巨大的U形弯，对于旁观者来说，一般是很难觉察到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个一直注重于观察自己内心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能清晰地体验到自己巨大而细微的变化，也能充分领略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欢乐。这个文化符号本身所感受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也不是轻易的嬗变。可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命运赐予欢乐的，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只能感受冥冥之中传达的无言的信号，一直细若游丝地向他昭示什么。在更多时间里，为了追寻这个信号，他在内心当中表现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内心拱动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涩。尤其是在战争岁月中，当浴血已成为一种不得不经历的过程，或者战争彻底地堕落为杀戮和血腥时，曾国藩一直隐忍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种迷彰，他感受不到实现理想的巨大快乐，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该拥有的幸福。在更多的时候，困惑和不解包裹着他，使得他轻而易举坠入忧伤的迷雾，跟失望纠缠在一起。甚至，伴随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这样的感觉，让他从未意识到一种幸福，他只能远远地注视着幸福，却不能拥抱和保住幸福。

尽管如此，长时间惨烈的战争生涯对于曾国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道，就是这样无是无非。可以说，如果没有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曾国藩。这场惨烈的战争对于曾国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曾国藩只会成为一个学问不错的朝中阁老，一个自以为是的谏臣。战争让曾国藩陷入彻底的忧郁。虽然战争让曾国藩功成名就，但那种更多来自于内心的凄凉占据了他。曾国藩这时候忧虑的，已不仅仅是清朝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为人类本身的弱点和凶险感到悲怆了。

现在，金陵攻克了，曾国藩在经历短暂的狂喜之后，又陷入了新的问题，来自于内心，也来自于外部的变化。实际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凭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危险。已经有一种力量在悄然对立了，而且，这种力量非常阴险，也非常强大。1864年7月初，金陵还没有攻克，河南巡抚张之万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练兵折》，建议朝廷裁削湘军。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会向曾国藩射出一支毒箭。对于张之万之流的态度，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一切正常不过。曾国藩关心的，只是朝廷的态度。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一紧——批复竟然是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令各督抚妥善办理兵勇回家。曾国藩知道朝廷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警觉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除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外，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后任命的湘系督抚还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恽世临。这些湘系的栋梁，再加上早期曾担任督抚的胡林翼、骆秉章、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等人，可以说，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个湘军将帅出任总督、巡抚之职。他们手执重兵，权倾朝野，尤其是人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近二十万，李鸿章的淮军七万余人，左宗棠的楚军四万人，沈葆桢的部队一万人，这样，再加上刘长佑等人的部队，总数应该在三十万人以上。而这时候所有的绿营和八旗加起来，也只不过七十万人左右，而且，他们的战斗力根本无法跟湘系相比。曾国藩想起这样的格局，心里就觉得惶恐不安。

曾国藩是清楚知道自己处境的。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臣们，对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曾国藩从来就对自己有着清晰定位。身为一个汉人，曾国藩从不认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毕竟，这是一个满人的政权，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