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海阔天空

是会让那些怯懦的满人忌讳的。不仅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还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了。早在1861年10月，当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已经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自己的“权太重，位太高，虚望之隆，悚愧之至”。因此，“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况且朝廷现在由孤儿寡母掌权，自身的虚弱，决定了他们肯定会稍有风吹草动，都心惊胆寒、神经过敏。自己组建湘军那么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直到江南大营被破，朝廷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授予自己两江总督的职位，这本身就说明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朝廷的疑虑，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改变，要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自己只有加倍小心谨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放弃权力。手握权力，就是手握潜在的危险。一直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战战兢兢走独木桥一样，稍有不慎，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实际上在进攻金陵之前，曾国藩就考虑过是不是应该退隐了。对于熟读中国历史的曾国藩来说，这当中潜在的危险他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功高震主，权倾东南，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臣被诛的例子还少吗？他知道，攻下金陵容易，至于平平安安地从第一功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比较困难了，那是需要胆大心细极高明的策略的。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甚至避免去摘这个果实。这么多年的战争下来，曾国藩感觉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时常感到无限的疲惫如铅注一样灌满了全身，他真想退下来，憩息于青山绿水之中，做一个村夫野老，惯看春花秋月。但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正在兴头上，拼着命要亲手攻下金陵，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听之任之了，只是他每次给曾国荃写信，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曾国荃。曾国藩总是一再说，我现在居于高位，又窃得虚名，时常有惊恐之感，那些历史上的重臣们，能够保持善终的极少，我担心的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不能保护你们，我倒霉的时候，也会连累你们，所以我们要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提醒，以避免大灾难。

金陵完全合围之后，苏州、杭州陆续攻下，只有金陵迟迟不下，曾国藩越发感到自己拥兵揽权，易遭疑忌。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曾国藩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兆头——时任江西总督的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饷。当然，沈葆桢此举也实属无奈，江西连连支付湘军的军费，已不堪重负，作为地方官，他当然要照顾本省的利益。曾国藩很生气，收集材料参了沈葆桢一本。沈葆桢也不示弱，告到了户部，奏请江西厘金概归本省经收。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户部居然支持沈葆桢！这件事情让曾国藩非常不快。虽然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但作为江西总督，毕竟归自己所辖。曾国藩又上疏力争，这一回朝廷有所让步，让他跟沈葆桢分享厘金。这个判决还不足让曾国藩满意。后来，曾国藩想清楚了，这是朝廷故意在打压自己，权力的平衡一直是执政者所要考虑的，一切还是因为自己的兵权太重了。曾国藩甚至意识到类似的事还会没完没了，朝廷肯定会有计划地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削减。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无奈何只得向朝廷打报告，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理由，要求回老家养病。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早早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曾国藩想隐退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这时候的湘军经过连年征战，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已染上很深的暮气。尤其是合围金陵时，因为欠饷，这支久经沙场的湘军竟然怨声载道，甚至还闹出了不少事端，并且，在湘军中，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哥老会”活动也很频繁，这个组织在湘军中的存在，是一个危险信号。直到现在，曾国藩恍然大悟的是，在部队中树立理想和道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难怪自古以来，当兵的从来都有奶便是娘，谁给钱便替谁卖命。这些与死亡底线接近的人，大约认识人生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他们从来就是精神幻灭者，从来就是贪得无厌、沟壑难填，稍不如意，他们就烧杀抢掠，赶尽杀绝。如果以这种做生意的方式依托他们夺得天下，那又会有什么意思呢？

进攻金陵之时，曾国藩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都流露出隐退的意思。自己实在是不想干了，只想回到湖南那个小山村中，看看书，写点东西，过一种清静的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竭力保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出任地方大员。毕竟，以后自己要是退下去了，有这些同仁和学生们在位，想办点事，还是会方便一些，况且这些人跟自己戎马这么多年，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了。

1864年7月28日，曾国藩到达金陵。几个小时后，曾国藩连夜审讯了李秀成。李秀成是几天前被俘的，金陵突围时，李秀全掩护小天王一行杀出城，因脚部受伤摔下了马，躲藏在城外方山一带，结果被当地的村民抓住，捆送到湘军大营。数天前，性格暴躁的曾国荃在审讯李秀成时，想起新仇旧恨，情急之下，竟用刀尖将李秀成的手臂与大腿刺得鲜血直流。李秀成情急之下大声叫道：“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