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要她回答某个问题，其实她已经给了正确答案，只不过和课本里的解答不同。其实是课本写错了，在莎兰德看来，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米欧斯愈来愈坚持，莎兰德则愈来愈没有讨论的意愿。最后她干脆赌气地撅嘴坐着，直到米欧斯完全没辙地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以便引起她注意。莎兰德随即拿起课本砸向米欧斯的头，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当同学试图压制她时，她不断地吐口水，双脚乱踢。
这篇文章是某家晚报的特别报道，还腾出空间补充了一些引述和一张昔日同学在母校门口拍的照片。此人名叫大卫·古斯塔夫森，如今自称是财务助理。他声称学生们都很怕莎兰德，因为“她有一次威胁要杀死某人”。莎兰德记得古斯塔夫森是学校里最大的恶霸之一，是个只有蛮力、智商却跟狗鱼差不多的家伙，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对他人辱骂与拳打脚踢的机会。有一回午餐时间，他在体育馆后面攻击她，她也一如往常地反击。若纯粹就体形而言，她根本是输定了，但她却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后来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围了一大群同学，在一旁看着古斯塔夫森一遍又一遍地将她打倒在地。事情到某个程度还算有趣，谁知道这个笨女孩似乎不明白怎么做才是为自己好，说什么也不肯退让，甚至没有哭也没有求饶。
片刻过后，就连同学们也看不下去了。古斯塔夫森的强势与莎兰德的无力招架实在太过明显，他开始觉得丢脸，自己起头的事竟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他狠狠地挥出两拳，把莎兰德的嘴唇打得皮破肉绽，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同学们将痛苦得缩成一团的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笑着跑开了。
莎兰德回到家后疗伤止痛。两天后，她拎着一支棒球棍回来，直接走到游戏场正中央，朝着古斯塔夫森的耳朵便挥击。当他受惊吓倒在地上后，莎兰德弯身用球棒抵住他的喉咙，在他耳边低声说，他要是再敢碰她就死定了。老师们发现后，将古斯塔夫森带到学校医护室，而莎兰德则被送往校长室接受处罚、在记录上多加了一笔，社会福利部的报告也更厚了。
莎兰德至少有十五年没有想起米欧斯或古斯塔夫森了。她暗忖，等哪天有空再去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受到媒体如此关注的结果，就是让莎兰德在所有瑞典人民心目中，成为既大名鼎鼎又恶名昭彰的人。他们将她的背景制成图表、仔细检视并公之于世，从她小学时的情绪失控到她被送进乌普萨拉郊区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待了两年，巨细靡遗。
当泰勒波利安主任医师上电视接受访问时，莎兰德竖耳倾听。她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八年前的事，是为了她的失能宣告上地方法院公听会。他双眉紧蹙，搔搔稀疏的胡子，面有难色地转向摄影棚里的记者，解释自己有保密的义务，因此不能谈论特定病患。他只能说莎兰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个案，需要专业的照顾，而地方法院却不顾他的建议，决定让她进入社会接受监护，而非给予她所需要的入院照顾。真是匪夷所思，泰勒波利安宣称。他很遗憾如今这项错误判断的结果，竟夺走了三条人命，接着当然免不了又对政府这几十年来强行删减精神病照护预算一事大加挞伐。
莎兰德发现没有报纸披露，在泰勒波利安医师主管的儿童精神病院的安全病房，最常见的照护形式就是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送进一间“没有刺激”的房间，房里只有一张配备有约束带的床。教科书的解释是，难以管束的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以免情绪失控。
长大之后，她发现这还有另一个说法，叫感觉剥夺。根据《日内瓦公约》，剥夺囚犯的感觉可视为不人道。许多独裁政体常常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洗脑实验，并且有证据显示在一九三〇年代的莫斯科审判秀 21 中，坦承自己犯过各种罪行的政治犯便遭受过如此对待。
看着电视上泰勒波利安的脸，莎兰德的心忽然结成一小块冰。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用那种恶心的须后水。他说，他曾经负责过所谓“对她的照护”，她显然应该接受治疗，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莎兰德很快便明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实就是质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论与专业的人。
不久之后，她发现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圣史蒂芬医院还在施行一五〇〇年代最常见的精神治疗法。
她在那里的期间，约有一半时间都被绑在“无刺激”室的床上。
泰勒波利安从未带有性暗示地抚摸她，其实他从未碰过她，除了在最单纯的情况下。有一次，莎兰德被绑着躺在隔离室，他一手按着她的肩以示警告。
她心想，不知当时咬他小指关节所留下的齿痕还在不在？
后来整件事演变成一场危险的游戏，所有牌都在泰勒波利安手上。她的自卫方式则是当他在房里的时候对他视而不见，不加理睬。
她是在十二岁时，被两名警察送到圣史蒂芬的，就在“天大恶行”发生几星期后。所有细节她都记得。起初，她觉得一切问题多少都能解决，因此努力地向警方、社工、医院人员、护士、医师、心理医师，甚至还有一个希望她一起祷告的牧师，说明自己的情形。坐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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