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晔穿了两次马路，来到一个街心花园。有几个老人聚在亭子里下棋，还有一对小情侣坐在长椅上聊天。没有空位，他们最后在花坛边坐了，林峰扭头看看身后的大樟树，树荫遮蔽了半个公园。
“这里是我第一次遇见乔曼的地方。”他没头没脑地说。
“那是什么时候？”
“十一年前。我刚当了几年记者。我在报社的师傅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停下来，“刚说到哪儿了？”
“你领导为唐家恒的事找你。”
“对。我当时也有点焦头烂额，明明自己是记者，妄想干警察的活儿。我说最近太忙了，过一阵再说。事后回想，要不是我那么狂妄，只要我当时挤出时间，让乔曼见一下唐家恒——以唐家恒那双眼睛，也许能避免一些事的发生。”
谢晔听得一头雾水，林峰做了个手势，仿佛让他不要追问，接着说：“乔曼脑袋上的伤，就是那之后不久给弄的。我当时一门心思想要追踪报道一起恶性伤人的案子。”
谢晔想，不会是敲头案吧，又觉得没那么巧。“后来案子破了吗？”
“算是破了……不说这个了，说起来我就生自己的气。总之唐家恒和我们见面，是在乔曼受伤后的事了。他的精神状态有些恶化，那时已经拒绝和人交谈。心理医生大概会称之为自闭症。他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以他当时的状态，我感觉是没法进考场的。”
“真没想到，他看起来是那种有蟑螂一样的生命力的人。我总觉得他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消沉。”
“再坚强的人也有软肋。反过来，再脆弱的人也有在困境中活下去的力量。这些年通过乔曼的病人们，我学到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都是盒子里的树。你中学也做过那个实验吧？在盒子里种植物，留一个孔让阳光进去，植物就会朝着阳光的方向努力长。人也是这样，天性向光。虽然有的时候会因为种种原因，以为自己置身于无边的黑暗中。乔曼做的，就是让他们看到光。至于能不能长起来，得看他们自己。”
谢晔想象了一会儿盒子里的树。有时他也有那种被黑暗包围的感觉，譬如有几次用甲马纸的时候。
“她具体怎么做呢？”
“我也不大懂，她的门道和植物有关。首先，得有一棵植物，让病人和它建立联系。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很早以前，我还没遇到乔曼那会儿，我师傅讲给我听的故事。”林峰看一眼表，“离活动还早，我们晚点回去应该没事吧？”
林峰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报社，被分在社会版。报社以前的“传帮带”做得彻底，带他的是个比他大了近二十岁的女记者，姓孟。从采访到写稿，孟姐几乎是手把手教的他。一周有大半周在一起，他们很快熟悉起来，林峰周末经常上孟姐家吃饭。她说他整天吃盒饭，营养太差。孟姐一个人住，她一直没结婚，父亲和伯父都在国外。林峰问过她，为什么不出国，她说留在这里，是为了找一个人。她没说要找谁，林峰也不好问。
孟姐家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家，书从书架漫开，桌子上，床头柜上，到处都是。房间里唯一能算作装饰的东西是墙上的一幅画。画在方格稿纸上的素描，线条之下透出绿色的格子。虽然纸张很随意，却被郑重地镶了镜框。画上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他眉头紧锁，眼睛里透着迷茫的神色。那幅画算得上栩栩如生，没有署名和日期。
有时候林峰坐在孟姐的客厅里，好好的聊着天，忽然感到屋里还有第三个人，在旁边听他们的谈话。他知道这纯属心理作用，可就是没法摆脱这种感觉。
一次，他忍不住说，孟姐，我老觉得画上的人在看着我们。
孟姐听了这话，并没有笑他乱想。她说，是啊，我的小弟弟在那幅画里面呢。
当时是白天，林峰却不禁感到一阵寒意。他说，孟姐，您这玩笑有点让人吃不消啊。
孟姐认真地说，如果我对你说，这不是玩笑。你愿意听一个故事吗？
孟姐一家之前在美国生活，五十年代中期回国后，住在淮海路一栋老洋房里。她的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和比她小八岁的弟弟。回到祖国的时候，弟弟还只是个一岁多的婴儿，虽然父母后来也尝试用双语教育，不过弟弟的英语一直没有她好。母亲身体不好，在她念初中的时候过世了。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弟弟从小特别内向。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他时间他都在家闷头画画，似乎也没有同龄的玩伴。一九六二年，她考到北京的大学念英文系，家里只剩下父亲和弟弟。从父亲的来信和每次寒暑假回家，她不难感觉到，父亲忙于“政治学习”，弟弟则变得愈加孤僻。她对此有些担心，却又无可奈何。后来学校停课闹革命，该毕业分配的时候也只能继续耗着，她心里烦闷，在六七年的暑假回了家。
回到家中，她惊讶地发现，原本显得空落落的院子变得拥挤了。几棵枝繁叶茂的槐树，曾经是她儿时和父母纳凉下棋的荫蔽，现在已经被锯掉，在原处加盖了三间砖墙石棉瓦顶的平房，挤挤挨挨的排成“三”字形，从小楼底下一直占据到曾经是院墙的位置。院子只剩下平房与主楼之间的一米来宽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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