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被家务事分了神，常植道在一九七五年的最后几个月不那么惹人嫌了。他不再召集傍晚的临时会议，大家一周六天上山干活，中午和傍晚回宿舍休息，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谢敛收到家里寄来的咸肉和一罐猪肝酢，和知青朋友们分吃了前者，把后者给了老芮。猪肝酢是丽江一带的食物，猪肉、猪肠和干萝卜丝一同发酵后的特殊酸味，一开罐就窜进鼻腔，深入肺腑。老芮感叹，好多年没吃这个了。看到这个，才想起你我原本是老乡。你们谢家在大理州待了两代，感觉都快变成那边的人了。
谢敛说，待再久，原先是哪里的人，也不会变。
老芮感到他的话有深意，便问，你指小傅？
谢敛不置可否。老芮自觉是长辈，要给他一些提点，便加重了语气说，你不要和知青处对象啊，她们现在当然觉得你好，怎么说你也是正式职工，又不用做那些苦活。可将来万一有一天，国家一声号召，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你到时候就是路边一根草啊！
“一根草”的比喻并不好笑，谢敛却笑了，边笑边说，为什么是“她们”，说得好像我多吃香似的。
老芮说，有没有吃香，你自己清楚。
其实老芮也纳闷，谢敛就算模样挺括，那也只限于他不动的时候。一走路，明眼人都会在心里给他打个叉——是指作为对象。而四连的两个上海姑娘对他，看起来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当然了，作为朋友，谢敛绝对没话说，诚恳，踏实，说一不二，还体贴。这个年轻人最近笑得多了些，他黧黑的脸带着笑容的时候，有种荡人心腑的魅力。老芮觉得，那是甲马纸的妖异在谢敛的眼睛里闪啊闪。自从谢敛说他“好了”，老芮的心里总是有点虚。这么个非比寻常的人物放在身边，将来不会惹出什么事吧？
怕什么来什么，到了七月头上，出了桩事。
最先发现异常的人，是安红石。她睡觉不算沉，有一天夜里朦胧醒来，发现傅丹萍不在床上。安红石忍不住摸手电，看表。她的手表是南下带的唯一值钱事物，上海牌。妈妈一个月的工资。安红石还记得妈妈把手表解下来扣在自己手腕上时，皮表带还带着妈妈的体温，她当时几乎有些反感。现在想来，好多情绪都任性得不可思议。
手电光下的指针是十一点多。大半夜的不睡觉，难道是和人幽会？安红石决定不给自己添堵，努力再睡。可是偏偏睡不着了。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饼，听见门响，只好绷着装睡。傅丹萍轻轻上了床，不久，她的鼻息变得绵长。安红石很想再看一眼表，强忍住了。最后不知过了多久，她也睡着了。
早上醒来，安红石的心头窒闷。她想问傅丹萍，你昨天晚上去了哪里，又怕答案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当晚临睡前，安红石喝了满满一搪瓷口缸的水。
按计划被尿意憋醒的夜半，安红石朝傅丹萍的床上望去。垂着的蚊帐形成黑幢幢的阴影。那里面没人。接着她意识到，外面在下雨。
雨季如期而至，和之前每个夏天一样。哗哗的雨声让安红石条件反射地想起涨水的勐龙河，不觉对深夜外出的傅丹萍有些忧心。一个念头跳出来：如果是去找谢敛，倒是不用过河。
电筒和手表告诉她，此刻是夜里十二点十五分。比昨天更晚。在这样的大雨中，傅丹萍此刻是在能避雨的屋檐下，还是在户外？安红石很难不想到曹方和邓小英，他们选择的幽会地点，是连队和场部的仓库。
再往下想，内心翻涌起又湿又黏的泥沼般的情绪。安红石坐起身，在黑暗中发呆。雨声没有变小的迹象，水气从关不严实的窗户漫进来。安红石感到一种隔绝的孤独。她想，丹萍，你到底去了哪里？
第二天一早，安红石在床上听到高音喇叭响，却不是平时催人起床的昂扬歌曲。有人在场部的广播室讲话，架在连队的喇叭将讲话声变得高亢又含糊，听着陌生。
“各连队注意了，各连队注意了，早上八点半在场部开会，各连队负责人到一下。另外，点到名的同志也要来参加。不得无故缺席——”
安红石翻了个身，残存的睡意被两件事抹得一干二净。傅丹萍不在床上。与此同时，喇叭里响起“安红石”三个字。更让她惊讶的是，接着听到一连串的名字，陈宁，王新宇，许毅飞。还有几个女知青。都是平时和丹萍比较熟的人。
一个念头蹦出来，丹萍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安红石怕是自己想多了，赶紧起床张望。屋外也没有傅丹萍的身影。她又兜回屋里。热水瓶还在，应该不是去了水房。这么说来，没看见傅丹萍的饭盒。往常，两人的饭盒总是摆在一起的。难道她先打饭去了？可这会儿食堂还没开。安红石在屋里转来转去，转到自己都烦了，这才撇开层出不穷的念头，洗脸刷牙。
她连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被王连长撵着上了一辆卡车。被喊到名字的其他人已经在车斗里。王连长和常植道挤到司机旁边坐下，车开了。黄胖问安红石，知道是什么事吗？安红石摇头。黄胖说，好久没人喊我大名了，刚听到真不习惯。陈宁问，小傅呢？另一个人说，没喊到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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