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吞咽的时候，喉咙口如同顶着一团棉花，谢敛费劲地把药片和水一起咽了。他朦胧地以为那人是曹方。他想问傅丹萍怎么样了，到最后也没能发出声音。
曾连长的专案组一共来了五个人，住在小街的招待所。曾连长和一个下属一间，另外三人一间。他们其实来了有几天了，每天在山里转悠。一开始没找当地支援，是怕打草惊蛇。第三天的晚上，搜寻有了突破，在山上发现了傅丹萍。那之后曾连长开始撒网，留了两个人在山上调配，派出所和民兵都上了，开展地毯式搜索。果然当天还没入夜，逃犯就被找到了。
随着逃犯一起被找到的药，让傅丹萍的嫌疑松动了，反倒是谢敛成了新的怀疑对象。按理傅丹萍这时就该被释放，杨场长试着问了声，曾连长说，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后来，谢敛当着杨场长的面，承认了是他给逃犯的药。可就这样傅丹萍也没被放掉，曾连长的人带着她和逃犯先回了小街，然后是谢敛。对七分场来说，这是没有前例的大事。两个人被抓，看起来很严重。
对七分场支书芮松来说，这是杨场长借题发挥的挑衅。
芮松从昨天到现在窝着一肚子的火。他喝完酒一觉醒来，分场仿佛换了天地。杨场长说要配合专案组办案，把办公室腾出来给曾连长一行。在山上抓了傅丹萍不算，还在场部扣了谢敛。芮松去找曾连长，很想当面对他嚷，到底农场是谁说了算，这是你的地盘吗？他还没来得及表示意见，杨场长说，我们平时管得太松了，所以年轻人才这么散漫。老芮啊，我们都要自我检讨。
于是芮松明白了，抓谢敛不是重点，人家这是敲山震虎。他也不是没听说谢敛把事情往身上揽，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真让人头疼。
芮松没了办公室，闷闷地在曹方的会计室坐了。五点多，新的消息传来，逃犯抓到了。芮松想，抓到就好。那边抓到，这边可以放人了。
接着就听说，逃犯的腿受了伤，身上有药。等曾连长的人去卫生处查对，芮松坐不住了，趁谢敛门口看守的人去上厕所，用备份钥匙开门进去叮嘱一番。可没想到，虽然有他的预防针，谢敛还是一根筋地往人枪口上撞。撞也没用啊。傅丹萍照样被扣着。当晚他们就和逃犯被一锅端地带走了。
晚上，芮松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想起姐夫在世时讲过的谢敛二叔的事。耿耀说，谢德啊，可以说神乎其神。不过我始终搞不懂，他怎么会喜欢上联大的女学生。那个苏小姐是个凡事强出头的女人，说得不好听，就是个惹祸精。哎，谢德的眼光也是特别。他死得早，要不然，也不知道他们最后会怎样……
芮松想，惹祸精三个字，送给傅丹萍才合适。
第二天一早，他就上总场告状去了。
安红石在这天翘班来了场部。她听说逃犯已被抓获，却不见傅丹萍回来。人没到，流言到了。有说傅丹萍和谢敛在山上私通的。有说傅丹萍和逃犯有一腿的——安红石想，真荒谬！还有人说，逃犯身上带着治伤的药，现在谢敛的嫌疑最大。总之众说纷纭，对安红石来说，没有一种说法听起来让人安心。
场部显得空旷，似乎有一半人没上班。安红石找到曹会计，问他，老芮呢？曹会计表示不知道。安红石又问，谢敛和傅丹萍呢？曹会计从账本上抬起头说，被带走了，好像在小街招待所。
安红石又走了一个小时，来到小街。这里是知青们周末“进城”的目的地，买东西，寄信，和朋友碰面。今天是工作日，街上没什么人。她到了招待所，大门口守着个男的，问她，你哪个单位的，找谁？
安红石只能在街上转圈。她看见有辆车在门口停了，一个背着帆布包的人和司机一起下了车，进了招待所。背包的人又出来了，司机没跟在旁边，那人走到街边杂货店张望，似乎对这里不大熟悉。安红石凑上去问他，认不认识招待所里的曾连长。结果那人是总场医院的医生，被曾连长的人临时借过来的。
原来谢敛在招待所发了疟疾。说是刚给他吃了药。
安红石一听就急了，说，得了疟疾还被关着，这像话吗？不应该送医院吗？
医生说，是你的朋友？到底犯了什么事？
安红石把谢敛的遭遇解释了一遍，说他肯定是被冤枉的。医生人不错，安慰了她，说等查清应该就会被释放的，再说也没送进局子，只是临时押在这里。安红石又问谢敛的病情如何，医生说，药吃了，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抵抗力了。这话听起来不大专业。不过回想起来，作为卫生员的谢敛也说过类似的话。
谢敛的疟疾在二十四小时后仍未消退，而他本人早已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只是不断被疼痛刺激醒来，又因为体力衰微再度陷入昏沉。
梦一个接着一个，连绵成片。其中既有他自身不断重复的那个噩梦，也有他从前借由甲马纸见到的，属于他人的更久远的映照。还有些纷纷扬扬的碎片，呼啸着将他卷入其中。那是从小街招待所内，一直到长不过百米的街道那头的邮局，整条街上的人们的种种过往。碎片太过零碎和纷乱，谢敛无法辨认细节，只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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