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压榨上），这种观点于21世纪初期，在共和党的幕僚之下蔓延开来。如同佛罗里达州的党内人士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所说：“把孩子和整个家庭拉出贫困泥沼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的扶贫支援项目，而是婚姻。”[35]在2016年共和党派的提名人选中，卢比奥的初期竞争对手包括了像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和杰布·布什（Jeb Bush）这样的政治家，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女性婚姻状况的重大转折时期——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抨击、打压、诋毁单身女性的各种活动。
米特·罗姆尼关于早婚问题的看法更明确，2013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的演讲上，他曾向所有毕业生说：“有些人本来早就可以结婚的，但是他们却一拖再拖，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有另外一些人打算等到他们迈入30或40岁的时候，才去考虑结婚的问题。我私以为，他们的人生少了很多乐趣。”[36]
随着单身女性队伍的壮大，在社会政治与经济层面的焦虑出现了：她们无法为社会繁衍足够数量的后代。
“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究其根本，是一直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导致的。”专栏作家乔纳森·拉斯特写道。拉斯特写这些话并不是一时兴起，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专栏里，他声称婚姻状况是影响党派立场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内容也是他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当无人生育时还能期盼什么》（What to Expect When No One’s Expecting）中的一部分。
这一言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批评家们备感焦灼地指出，随着女性不再把结婚生子当成是自己成年生活的重心，我们国家的前途将愈来愈黯淡无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曾写过一篇名为《请再多给我们一些孩子》（“More Babies,Please”）的文章。他在文章里把“生育率的下降”称作是一种“衰亡”、“一种只顾眼前而不着眼未来的观念”以及“畅游于现代世界的安乐，却把首先要为建设人类文明所尽的基本义务扔到了一边”。多赛特并没有明确指出促进国家人口增长到底是哪些人的义务。相比之下，拉斯特则更为直截了当。他详细列出了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还特别提醒人们，“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已经和男性持平了（后来甚至超过男性数量）”，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开始扩大她们的事业范围，不再只是教书和做护理工作”。最后拉斯特写道：“避孕药加上同居的潮流，二者联合在一起，打破了性别、婚姻以及生育之间的铁三角关系。”[37]
针对这种关于人口数量的焦虑，经济学家南希·弗波莱（Nancy Folbre）在《纽约时报》上给出回应。据她所知，“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由其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38]。那些人的焦虑不是出于历史证据，而是源自对过去的怀念：怀念那个——按照拉斯特的说法——联结女性、婚姻和生育的“铁三角”还没有被打破的时代。
不论那些人是在焦虑新生儿数量太多，还是新生儿数量不足，不论是在担忧穷困潦倒的女性，还是享有权力的女性，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都一样：必须还原以前的婚姻准则——它依旧是测量女性存在价值的尺规。而其他那些权衡女性成功的因素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她们的故事就是这个国家的故事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警告、诋毁和恐慌——包括其中最激烈的行为和言论——都不是空穴来风。单身女性的确在颠覆一切；她们愈加频繁地影响着经济、政治和性别权力关系在两性间的分配。女性得以选择单身生活的能力，正影响着我们国家的选举政治。大量的美国单身女性正在改写我们对于家庭的定义，并将进一步影响我们的社会政策。
有一种（或许是无意识的）观念在单身女性遭受顽强抵抗时悄悄作祟：她们不断扩大的权力意味着社会与政治结构的破裂，其影响之深远涉及到避孕的权利、性自由、废除奴隶制、女性选举权、女权主义者的诞生、公民权利、同性恋权利以及劳工运动。
更关键的是，单身女性在那些早期的“破坏”活动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快速增长的未婚女性人数以及她们所带来的影响力，看起来似乎只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撼动了整个国家，但实际上，单身女性参与建设国家的力量，早已深深铸进国家历史之中。
女性——尤其是在旧式婚姻制度消磨生命，削弱身份的背景下，那些挣脱束缚的独立女性——自这个国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推动社会的进步。
注释
[1]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的女主人公。白兰长期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婚后爱上了一位年轻的牧师，犯下通奸罪，被彼时主要由清教徒组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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