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城市乐山，一家豆腐主题餐馆的店主说：“哦，你是预备厨师啊？那进去给我们做个菜噻。”
我二话不说就卷起袖子开干，借了某个厨师的衣服和菜刀，在厨房里翻找着“麻婆豆腐”的食材调料，然后做了这道菜。二十个年轻的厨师丢掉手上的工作，团团围观。他们发现我的麻婆豆腐做得还可以，于是老板立刻答应我，想在厨房待多久就待多久。
成都著名小吃“龙抄手”餐馆的经理透过眼镜片研究了我一番，同意我做个“特别学生”。“你运气好哦，”他说，“我女儿在加拿大上学，我比较懂得起你这种想了解别国文化的迫切心情。”我在中国遇到的很多人都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慷慨和开朗。经理叫来首席面点师范先生，叫他带我去各个厨房自由地看一看、学一学。
范师 (7) 真是我见过最可爱讨喜的厨师之一，说起成都的街头小吃如数家珍，简直是个宝藏。我常在“龙抄手”泡着，不仅是烹饪学校学习期间，还有后面几年回到成都的每一次。我在“龙抄手”学到了“白案”的艺术，也就是中国面点的制作（别的烹饪称为“红案”）。店里那些负责包抄手的人都很健谈，我常常和他们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多人在那儿干了几十年了，包成百上千只抄手是转瞬之间的事情。我学会了包黑芝麻馅的汤圆，还掌握了鸡冠蒸饺的造型。包子的褶子我弄不好，整个操作台搞得一团糟，但好像没人在意。他们只是看着我那摊烂糟糟的面和肉馅儿露出善意的微笑。范师用有趣的故事把我逗得哈哈大笑，还教我怎么用米粉和莲蓉做精美的蒸蒸糕，甚至把其他一些少见的传统小吃的手艺传授给我。“龙抄手”的员工们都戏谑地称我为范师的“洋徒弟”。
那时候我带进厨房的笔记本全都脏兮兮的，留下很多印子，有的是菜籽油，有的是面糊糊。每一页杂乱的字迹中混杂着英文和中文。写英文总是要容易些，但有时候记某种少见的蔬菜或者无数没法翻译的烹饪术语，要想准确就得写中文原文。还有些草绘和图表，提醒我新学到的饺子包法、一道菜怎么装饰摆盘、怎么切泡发的鱿鱼干。偶尔中间还夹着被压得平平的花花草草、餐馆的名片、道教庙宇的参观券或者火车票。有时候能看得出来是别人写的：老太太回忆小时候吃过的美食、厨师写下某种奇怪食材的名字、面馆遇到的熟人给我介绍他最喜欢的餐馆（总觉得这些笔记本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合力完成的作品）。有的笔记本用了一两个月，有的可能恰好遇到高强度学习的日子，天天都在不停地记记记，几天就写满了。也不全是关于吃的：在中国的岁月中，这些笔记本就是我的生活，里面写着列车的时刻、购物清单，还记录了焦虑与灵感、梦想和回忆；火车上看出去的风景在本子里面有所描述；风中传来竹叶的“龙吟细细”也都用文字记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笔记本上写满了菜谱。每天，我站在炒锅或者和面台旁边飞速地记录着，管它中文英文，当下最快就行。我的眼睛练尖了，光看也能看出一道菜该放多少调料。什么一小勺、一饭碗、一把：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称量标准。
而此时的成都，正以“超现实”的速度发生剧变。上周我去上学骑车经过的一个全是老木楼的片区，这周就变成一片瓦砾场，竖起高高的广告牌，宣传着特别美好的公寓街区。狭窄的岔路口突然就变成了开阔的交汇点。熟悉的地标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消失了。仿佛是个梦，梦里这些熟悉的地方我肯定都去过，但却显得这么陌生。好在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天生的“内在全球导航系统”，认起路来特别可靠，所以就算认不出到底是什么地方，也总能找到方向。
刚到成都的时候，城里只有两栋高楼：岷山饭店和蜀都大厦，而且就连这两栋楼也没那么高。现在，新的建筑都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我经常坐在绿树浓荫的小巷子中安静的茶馆里，喝着茶、嗑着瓜子，沉浸在牌九与闲聊的舒适氛围中，结果一抬头发现，巨大的摩天大厦在木屋顶上投下影影绰绰。“这是怎么冒出来的？”我自问。在我周围，一个全新的城市正挥舞着闪闪发光的抱负往未来狂奔，似乎暗中计划了很久的厚积薄发，让我措手不及。
有条我特别喜欢的街，太平上街，就在锦江的南岸顺着河水延伸。拆迁队每天带着大锤来“蚕食”这条街。一开始，墙上、门上都用粉笔写上了中国字“拆”，仿佛无法治愈的传染病。茶馆和小店关门大吉。老房子被拆得只剩空架子，再变成地上的一堆废木头。家家户户的人们都被分流安置到郊区的公寓楼里。最后一座房子快要拆完的时候，我偷了一块写有街名的门牌留作纪念（现在挂在我伦敦的公寓里）。
一方面，这样的拆除实在是个悲剧，是我个人的悲剧：竟然爱上了一个正如此迅速地消失着的地方。我对饮食烹饪的研究，初衷是想记录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后来我才明白，从很多角度来说，我都在书写老成都的“墓志铭”。我感觉这也是成都人的悲剧，虽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城市是多么迷人、多么独特啊，现在要用一个中国任何地方都存在的城市取而代之，暴殄天物、可悲可叹。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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