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饿鬼

我的中文技巧大部分都是他教的，他也觉得我对他的英语有很大帮助。

刘复兴是一九七一年出生的，当时正值“文革”。小时候，他和父母一起挤在农村单间的泥砖房里，地上只有土。后来又添了弟弟妹妹，就更窘迫了。父母耕种的土地干旱多尘，华北的冬天寒冷刺骨。他的小学也是个泥巴棚屋。饥荒的时候，每天只有政府送来救济的红薯干吃。但刘复兴脑子聪明又刻苦努力，在泥棚屋里认真地学汉字、算算术。父母也明白，良好的教育是他跃出农门的唯一机会，于是送他去附近的县城读了中学，借住在叔婶家。六年后，十八岁的他经高考被重点大学川大录取。

第一次来到刘复兴土生土长的乡村，对中国自以为已经非常熟悉的我还是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他邀请我跟他们一家人过春节的时候，我高兴得跳起来，换了好几趟火车、汽车，风雨无阻地到了目的地。这个乡村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省一个偏远的角落，就在内蒙古附近，也是古中华帝国的国境之北。正值隆冬，这里简直是个冰窟窿。冬天白晃晃的冷太阳照在白晃晃的土地上，有种怪诞的冷清，说不出什么特点，没有别的色彩。北边绵延着单调、苍白、尘土飞扬的山丘；荒凉光秃的田野上也弥漫着沙尘；地上的土是苍白的，房子也是用同样苍白的土修起来的；就连冬天掉光了叶子的杨树，也覆盖着一层尘土。天空蓝得有气无力，看着也跟大地没什么区别。这黑白色调的空旷与单调，让我顿生无限的孤寂之感。

刘复兴的父母已经不住泥棚屋了，但仍然大字不识。几年前，他们用松树和杨树的树干、砖和土，自己盖了当地的传统民房：五间房，一个储粮仓，有围墙的前院。围墙外面有个小果园，外加一个茅房。大房挑高敞亮，木头横梁裸露在外。房间一头是炕：用土砌起来的高台，这是华北农村地区的社交中心，下面一直用动物粪便焖火保温。白天我们就坐在炕上，在柴炉子上煮着茶，铁烟囱以相当疯狂的姿势耸立在房顶的一个洞上；晚上我和刘复兴的妈妈、妹妹一起睡，每个人身上都裹了好几层被子。刘复兴与爸爸和弟弟这几个男人睡在院子对面一间房的另一张炕上。

他的父母都是四十多岁，但看着显老，一辈子辛辛苦苦做农活让他们饱经风霜。他们经历了土改、饥荒和“文革”等一系列变故（刘复兴的爸爸憨厚又难为情地笑着，回忆了那些年自己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要用舞姿在地上写个“忠”字）。他们不认字，说话也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所以很难去外面走走看看。他们离开村子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兰州。就连这在他们的很多邻居眼里也是了不起的冒险了。

冬天农活很少，村里的男人们每天就是聊聊天、喝喝茶、吃吃瓜子，无非打发时间。村里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于是我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人人都想见见我。有个略有点文化的村民还为我作了首诗。女人们给我送来精心绣制的鞋垫。

村里没人有相机。我脖子上挂着那台旧的奥林巴斯单反一进村，消息就像野火一样迅速传开。村民们的善良和热情真是让人毫无招架之力，我实在推托不过，答应了为所有人拍照。

在某个乡亲家的院子里，老太太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是照片的中心。长孙站在她的右后方，次孙站在左后方。五岁的淘气小孙子被父母放在奶奶的双膝之间，不耐烦地扭动着。接着大家沉默下来，换上了十分严肃的表情，我按下快门。

一开始我就抱着随随便便的态度拍拍照片，但很快意识到，我这是在记录这个村庄历史上的时刻，记录这里的社会等级和紧密的家庭单位。老太太的三个孙子，按照中国传统，分别叫做老大、老二和老三。她还有几个孙女儿，但作为女性，不能进入家族的谱系。兄弟们在镜头前摆好姿势，姐妹们就一同站在院子边上围观。她们不在照片里，就如同不在家族所承认的血缘里。

奶奶坐在照片的中央，如同女王。她身后房子正门的门帘后面，挂着亡夫的黑白遗像，那是个小小的灵堂，总在提醒着小辈们尊重德高望重的长辈。按照规矩，老太太的儿子和孙子们进门就要对遗像磕头，每逢年节要给祖先上香烧纸钱。老太太百年之后，照片也要挂上去。我跟着刘复兴一家一家地串门、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进去，给他们照很正式的家庭照：年轻的女人和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未婚夫；尚在襁褓的男婴穿着开裆裤，骄傲地露着“小鸡鸡”；老人们肃穆地站在我的镜头前，好似画肖像画——这也许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张照片。他们之所以这么严肃，是因为这些照片要摆在家中的灵堂，供子孙后辈祭奠敬拜，自然需要正襟危坐。老人更喜欢拍黑白照片，也许他们觉得这样比较正经威严。

还有些我没能拍成的人。有个男人，死了老婆，终身的“铁饭碗”工作也丢了，结果精神失常。他蹲在路边，轻轻地摇晃着身体，沉浸在幻想当中；那个私生子，母亲受到村里人排挤，就抛下他独自去了城里；当然，还有小女孩们。

作为一个女性访客，我是有些尴尬的。刘复兴的妈妈和妹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男人和我在炕上懒洋洋地坐着，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