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饿鬼

烟聊天；她们就忙着把我们扔在地上的残渣和瓜子壳扫走。厨房里，她们和面、擀面、蒸馒头、做面条或者拧麻花。她们砍柴，给炉灶和炕生火。她们总是等我们吃饱喝足才在厨房里吃点剩菜，接着把碗盘都洗干净。我坚持要帮忙，结果还是被一口回绝，只好满含愧疚地屈服了，接受我作为一个“男贵宾”的奇怪地位。

我们吃的饭都比较简单单调。这里可不是拥有丰富美味的四川，而是荒凉的华北，还是在冬天，除了小麦、猪肉、辣椒和大蒜也没什么别的食材。米饭偶尔能吃上一顿，已是奢侈。有时候饭桌上的主食是小米，比较古老的中国谷物，城里人都觉得是农村人吃的低等粗粮。但那里就连小米也很少见。我记得川大有个老师曾经用很嫌弃的语气跟我说：“北方人只吃面食。”我们坐在大房的方形木桌周围，吸溜吸溜地吃着面或者啃着馒头，不时加点蒜粒或者辣椒油来提提味。早、午、晚饭没什么区别，几乎吃不到什么肉，唯一的新鲜食材是家里自己种的洋葱、芹菜、大蒜和苹果。

只有到了刘复兴这个村，你才会意识到把“中国菜”作为单一的概念是多么笼统浅薄。首先，中国南北分化严重：一方吃大米，一方吃小麦；甘肃的居民属于后者。从东海岸和北京往西，一直到中亚的边境甚至更远，这么大的一片区域的主食都是面和馒头，甘肃就是其中之一。华北的有些面食形状和意大利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猫耳朵”，和意大利的耳状通心粉在形状和制作方法上都完全一样。意大利人的解释是，马可·波罗在十九世纪末旅居中国时把意大利面介绍给了当地人；而中国人则觉得面食是他们送给全世界的礼物。二零零五年，中国考古学家宣布，纷争终结，因为他们在黄河沿岸一个考古现场挖掘出四千年前的一碗小米挂面。不过很多专家都认为，这种面片状的食物应该起源于更西部的波斯。

春节前的那几天，我目睹了刘复兴一家为年夜饭做准备。刘复兴负责写春联：他拿着毛笔，在带状的红纸上写下吉利话，贴在家里每道门的门口（有时候家里出了个认字的儿子，还是能派用场的）。喂肥的猪已经杀好用盐水腌了。刘复兴的父亲又把童子鸡抓出来，拿菜刀杀了，让血直接流到地上的尘土中。村里的主路上有当地人在练习击鼓；孩子们用木头搭架子，糊上五颜六色的纸，做了漂亮的灯笼；女孩们都穿得很鲜艳，红衣服、粉衣服、红粉相间的衣服，仿佛是要公然跟这单调苍白的景色对着干。

中国的敬老传统部分是因为老人以后就是祖先。百年之后，（他们希望）后代能把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放在家中大房的灵堂上，献上祭品供奉他们的灵魂。刘复兴村里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家族还有自己的族谱，上面有去世先人的画像，一代又一代，传统上是挂在灵堂上方的。“文革”期间，这些遗像和家谱可能都变成了毛主席像，但现在又慢慢挂回来了，就在毛主席旁边。中国的家庭里，不仅居住着活着的人，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先人。

在中国，分享食物是家人联系感情的一种方式，当然在全世界都一样。但在这里，这还是一种仪式，连接着坟头内外的亲人。除夕那天，刘复兴这一大家子，从祖辈到最小的孩子，都会来到果园里邀请祖先共进年夜饭。他们跪在地上，敬香、烧纸钱、不停地磕头，把高度的高粱酒倒进土里。叔伯们放了一挂挂的鞭炮，仿佛要把空气都震碎。接着大家都来到长子，也就是刘复兴大伯家，男人在大房的小灵堂前磕头，女人则为先人们摆了一桌年夜饭：小碗的肉和菜，一碗面条配上一双筷子，还有茶和酒。

在一个外国人眼里，中国式灵魂和祖先概念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和尘世非常相近。中国的神仙在天上也建立着官僚机构，考量凡人的请愿，接受礼物和贿赂，跟地上那些官员没什么两样（和之前死去的帝国时代官员也没什么两样）。死人需要的东西和活人也差不多：衣服、钱，到现在还有手机。这些东西都用纸做得惟妙惟肖，葬礼上死者亲属就把纸钱、纸衣烧了，化为一缕青烟飘向天上的死者。祭祀用品专门店里有车、洗衣机、手表和手机，都是用硬纸壳和彩纸做的。

过去，显赫人物的墓穴里都会充分配备往生后需要的陪葬品。最著名的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伟大而暴虐，死后有一整队的兵马俑来保护他。然而我最喜欢的中国墓葬是湖南省会长沙附近的马王堆，那是公元前二世纪一位贵族和妻儿的合葬墓。马王堆出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有的陪葬品奇迹般地保存完好。这个贵族家庭的陪葬品中有很多木雕，有伺候他们的仆人和为玩乐助兴的乐师，有木头模型的象棋盘和梳妆盒、乐器与华服，有写在丝绸上的高深的药理与哲文，还有很多食物，因为亡者仍然以食为天。

贵族夫人的陪葬品中有很多真正的食物，摆在一个漆盘上，仿佛最后的晚餐：五道想必能让人胃口大开的佳肴，加上一串串肉串、一碗主食、几碗汤、几杯酒，还有一双筷子。漆器的酒碗上有铭文“君幸酒”（请君饮下这杯酒）及非常精奢的菜盘及一系列生的食材：很多不同的谷物，兽、禽、瓜果、蛋、小米饼和桂皮花椒等药用香料。一卷竹简上的遣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