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走出四川和湖南这两个老地方，在中国进行新的美食探索，结果思绪飘到了福建省。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夹在广东和江南之间，尽管现在在国外知名度不大，但这里曾经是中国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宋朝时，阿拉伯商人们都把帆船开进福建的港口泉州和厦门，用一船船东印度的香料和奢侈货品换取中国的瓷器与丝绸。欧洲人从十六世纪就在厦门做贸易，一直做到十八世纪中叶。后来，中国关闭了这些港口，禁了对外贸易。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八四二年，英国人又用坚船利炮重新轰开了这个国家的通商口岸。作为海上贸易中心，福建虽然不怎么出名，却一直稳定有力地影响着外面的世界：这里是中国茶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英语中的“茶”（“Tea”）这个单词，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变异词，都是从福建口音延伸而来的］。而福建移民，虽然不如广东人那么高调显眼，却也是西方华人世界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福建和中国大多数省份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烹饪风格，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闽菜”。厦门和其他沿海地区的蚝煎等海味美名在外，北部山区的竹笋、蘑菇等山珍野味也是惹人垂涎。省内很多地方还出产上好的乌龙茶，比如铁观音、大红袍。住在湖南的时候，我就爱上了福建的茶叶，也在伦敦唐人街新开的福建菜馆里稍稍领略过闽菜的风味。但我渴望更多的探索和体验。于是我计划了一下，先和目前定居上海的一些川大老同学去福建北部的武夷山风景区游玩一趟，再自己去南部。
炎炎烈日下，我们乘着竹筏沿九曲溪行进，有种恍恍惚惚的感觉。两边隐现着高耸的山峰，武夷山著名的喀斯特地貌一览无余。“那个，我们叫双龟石，”年轻的导游指着水上一块低低的岩石说，“那个是大王峰。”他还搞起了即兴创作：“那边是汉堡”（几层厚厚的板岩），“那个是泰坦尼克号”（很有冲击力的一块巨石，面朝着溪水）。
然而天边风起云涌，雨点砸下来，很快便成倾盆瓢泼之势。我们在一片突出的巨大峭壁下暂时避雨。但天快黑了，我们还是得往前赶路。到最后，全体淋个透湿，冷得瑟瑟发抖。导游把我们扔在岸边的一片漆黑之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来到大路上，招手拦了辆过路车才回了住处。
那天晚上，我可不想体验什么极致怪异的饮食，只想来个牧羊人派 (1) 。但我在福建北部这个地方只剩下这么一晚了，还是得尝尝当地的蛇啊。餐馆老板娘刘太太在厨房旁边的笼子里养了几条，细细的，全都盘成一团。她老公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踩熄了，打开其中一个笼子。一条毒蛇顿时愤怒地打挺起来，发出可怕的嘶嘶声。他“砰”一下又把笼门关上了。等那条蛇平静下来后，他动作放轻，再一次打开笼子，用长长的火钳夹住蛇的脖子，把它拎出来。蛇猛烈地甩动着、翻滚着，直到他拿剪刀剪掉蛇头。旁边已经准备好了两杯高度白酒。把蛇血弄进其中一个杯子里，接着把从蛇肚子里扯出来的胆囊也给剪开，让里面绿色的汁液流进另一杯酒里。
“马上喝。”他跟我说。于是我用嘴唇分别碰了每一个杯子的杯沿，把这两杯红绿灯一样的“鸡尾酒”给喝了：先是那杯血丝还在里面旋转翻滚的红酒，再是那杯苦涩到令人精神一振的绿酒。烈酒让我的喉咙火辣辣的，泪水泛在眼眶里，而生血的腥味又让我胃里翻江倒海。接着，我目睹刘太太的丈夫习以为常地剥了蛇皮，好像那是一条丝绸内裤。他把蛇的内脏清理干净，把尸体剁成小段，扔进一锅开水里，加了把枸杞。从刘太太的餐厅望出去，就是陡峭的山与连绵的茶树。白天风景壮阔美好，漆黑的晚上则是宁静悠然。观景窗都没有安玻璃，所以吃饭的时候能听到响亮的虫声，我觉得自己也融入了此情此景当中。
刘太太很擅长利用当地食材，而且很多还是野生食材。她的冰箱里放满了奇异的菌菇：龙爪菇、金喇叭、灰色的千手菇、以当地的“大王峰”命名的巨大的大王菇，还有嫩粉色花瓣的野花和竹笋与爪子一样的姜笋摆在一起。另外还有个冰柜，专门用来放肉类，里面的猪肉品质一般。但大家来刘太太这里，可不是为了吃猪肉的。这家店的常客们想吃的是野麂子、野兔、野鸡、野甲鱼、蛇……
厨房布置简单，干净整洁，墙上镶了白瓷砖，有一个水池和两个煤气炉。烹饪方法也是简单直接，但因为食材新鲜上乘，所有的菜都是无上的美味。我们的蛇汤令人神清气爽，蛇肉软嫩，那粗糙的蛇骨啃起来也是回味无穷。我们吃了新鲜辣椒加洋葱做的麂子肉片，味道很强烈，充满了原始的野性；还有山里的新鲜蘑菇、胡萝卜红烧辣野鸡、甜椒姜蒜炒野兔以及一种绿色的野菜——“人参菜”。刘太太没有鸡蛋了，但我们又点了蛋炒饭，于是她就叫儿子走进四处虫鸣的黑夜中，找个养了母鸡的村民要了几个鸡蛋。
很久以前，我这个外国人就下定决心什么都要吃。这下算是来对地方了。但我心中悄然升起良心道德上的自我谴责，而且越来越强烈。我已经知道某些麂是濒危动物，那怎么知道桌上的盘中餐是不是其中一种呢？这么想想的话，刘太太冰箱里还有一些食材也是一样。希望那条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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