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喝下鲜血和胆汁的蛇不是那种野生的五步蛇（这是福建人对一种响尾蛇的俗称，因为传说要是被这种蛇咬了，你走五步就死了），但我也不是什么蛇类专家，看不出来。刘太太也相当坦白地谈自己卖濒危动物的问题。
“这是保护动物。”打开冰箱给我看里面一只死乌龟时，她告诉我，虽然是压低了声音，却没有掩饰的意思。外面一个笼子里关着一条活的五步蛇；还有一条眼镜蛇，被浸泡在装满烈酒和草药的罐子里，已是烂醉如泥。“卖这些风险不大吗？”我问她，“警察不会来抄你的店？”
“哦，他们时不时来视察一下，”她毫不避讳地说，脸上有种淡淡的笑容，“但我们经常都提前知道他们要来。”有一次她被抓了个现行，检察员看到一冰柜的非法野生动物，想罚她五万元。但她好言好语地巴结他们，请他们来吃饭，结果给了五千就了事了。“反正，”她继续说，“本地这些当官的自己也吃濒危动物。他们肯定是不敢在城里那些豪华酒店里公开这么干，但是这个地方这么安静，很少有人来，干什么都行。还有保护动物也是分等级的。要是弄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比如熊猫，那就是重罪了。”她拿手做出抹脖子的动作。“二级的话，就是半年牢。但是三级在市场上都公开买卖的，就比如你刚刚吃的麂。”（一阵强烈的罪恶感刺痛了我的心。）
“熊掌是哪家的冰箱里都没有的，这是肯定的啦，太危险啦。但是如果真的想要，什么拿不到呀。要是哪个有钱的客人想吃熊掌，只要提前几天打个招呼，一般都能吃到的。可能要先交一千元的订金，吃完了再给一千元。餐馆的人会去找中间人拿这些东西，就不用保存在自己这里啦。”
“什么样的人才会花两千元吃个熊掌啊？”我问刘太太。
“嗯，反正就是那些有钱的公司老板啊、当官的啊。”她这样回答。
第二天我的朋友们回了上海，而我独自一人搭了辆摩托车，顺着充满山野之美的河谷前进。司机和我经过种着整齐茶树的梯田、竹林以及低矮的稻田，有几头水牛在悠闲地走着。我在一座山脚下了摩托，沿着石阶而上，来到一座佛寺，在很高很高的地方，旁边就是粗糙的岩石与陡峭的山崖。
和大多中国农民一样，我的司机简直就是一本活的《本草纲目》，说起农村里能吃和能入药的东西如数家珍。“这个草药，”他停下来摘下一两片叶子，“可以泡水，治中暑。”夏末的时候他会帮当地的餐馆采蘑菇，他说最贵的就是“红菇”，一放进碗里整碗汤都变成粉色了。
“野生动物呢？蛇和熊之类的？”我问他。
“嗯，也没剩下多少啦！”他笑起来，“嗯，要是抓得到蛇，那能卖很多钱的。只要没人看见你抓，就没事。但是这一带是找不到熊的，反正野外是没有的。沿着那条路走，有个养殖场，是养熊、取熊胆的。”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小摩托又“突突突”地上了路。我们沿着险峻的车道来到一个院子里，那里有一座现代的混凝土建筑。这就是司机说的那个养殖场。我们下了车，他带我穿过一个客厅，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很多箱子罐子，展示着用蛇和熊做的中药制品。接着我们来到一个狭长的房间，玻璃柜里关着很多蛇。有几个观光的正透过玻璃看着它们。“这些就是五步蛇。”我的司机指着蛇皮上的花纹说。
到了内院，就是一个专门修建的看台，中间深深凹陷下去的水泥大坑里有三头巨大的熊，蹒跚地走来走去。有专门的地方卖整根黄瓜和馒头，游客可以买来喂给熊吃。熊后腿撑地站起来接食物。一般这样的地方都不太欢迎外国人的。在国外，养熊取胆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有时候他们是从动物活体的胆中取胆汁入药，动物权益保护积极分子认为这实在是穷凶极恶。我想着自己可能会被拦住，或者被某个多事的经理赶出去。但没人拦我，看到我的工作人员都是一副吃惊又羞赧的样子。我心想，这里是不是也给有钱人提供熊掌啊？
中国人一向对新奇的东西有胃口。战国时期，熊掌是宫廷佳肴，只有帝王才吃得到。汉朝早期有篇文章写到了很原始的“红烧熊掌”：加了芍药根，还要抹酱发酵。将近两千五百年前，儒家学派的孟子将熊掌写进了讨论人性本质的名言当中：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远古的珍馐佳肴千千万万，熊掌只是其中之一，还有豺、豹胎之类的。后来出现了更现代的珍稀名贵食材，比如鱼翅、燕窝（雨燕分泌出来的唾液，再混合其他物质做成的巢穴，晾干以后制成，做成汤来喝）就在厨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将燕窝入菜，最初是在元朝一篇文章里提到；而从明朝开始，鱼翅就成为较为普及的食材了；到了清朝，两者都成了宫廷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奢侈品。
今天，豹胎似乎已经过时了，但很多珍稀食材依然受到中国权贵阶级的偏爱，或者说直到近年来都是如此。我收藏的一本菜谱，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里面概括了国宴的菜谱，有很多相当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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