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清与水芡粉，吃起来像奶冻一样柔滑，咬下去却又感到一种脆嫩；还有豆瓣草菇、用巨大的青花瓷盘端上来的红烧江鲢老豆腐（夏先生专门帮我挑了鱼眼睛周围那甜丝丝、滑嫩嫩的肉）。当然少不了著名的清炖狮子头：专门用陶罐文火慢炖，直到肉圆软烂，筷子一沾就完全解体。
“刚才上的两道菜是扬州‘三头宴’中的两道，”夏先生说，“第三道是整猪头。不过我们觉得要点的话菜就太多了，因为只有六个人。要不然改天我们多叫几个人来吃顿完整的‘三头宴’好啦？”（后来我了解到一个有趣的事实：扬州最有名的扒烧整猪头出自法海寺的和尚之手。他们和所有和尚一样，对外都宣称自己吃素，只有在那些熟悉和信任的人面前，他们才会显示这项肉食上的绝活。要是哪个陌生人敲门说要吃整猪头，他们肯定会狡黠地笑着请他离开，并且说一句“阿弥陀佛”来送客。）
接下来这道菜叫文思豆腐，也有佛教渊源。浓稠的高汤里有千丝万缕爽滑的豆腐，还混杂着一丝丝金华火腿。听他们说，这道菜的发明者是清朝天宁寺一个以做豆腐菜出名的和尚（他做的是素食版，用蘑菇提味）。之前在小街小巷里的豆腐摊，我也见过一个人在切豆腐，准备做这道菜。他那锋利的刀上下挥舞，几乎是肉眼无法察觉地在那块豆腐之间穿梭游移，切下绸子一样细腻轻薄的豆腐片，然后又切成细细的丝，真称得上是大师手笔了。
听一起吃饭的人说，扬州厨师的刀工敏捷精湛，在全中国都是出名的。比如，狮子头如此美味多汁、令人无法抗拒，就是因为厨子们会把肉手工剁成“鱼眼粒”，而不是单纯地剁肉末或者绞成肉酱。“嗯，厨刀嘛，”夏先生说，“是‘扬州三把刀’中的一把，另外两把是理发刀和修脚刀。修脚也是扬州城的好享受哦，你一定得试试看。”（后来，我很紧张地把自己的双脚交给一位修脚师。他帮我一点点地去了脚上的死皮，然后双脚变得又嫩又滑又香，仿佛初生婴儿的双足。）
我们在餐桌上用中文谈笑风生，话题自然离不开淮扬菜的特色。吃着吃着，夏先生突然略带忧虑地望着我说，“希望你吃得惯淮扬菜的味道，因为没有你们川菜那么麻辣。”我满腹狐疑地望着他。不过邱先生出来解了围，提醒他说我不是四川人，是英国人，所以这不是个问题。我们哈哈大笑，夏先生是笑自己犯了个错，我笑的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经常把别的外国人说成“老外”，还经常说“我们四川经常在红烧菜里面加豆瓣酱”、“我们四川把这个叫什么什么”、“我们四川都是吃完饭再喝汤”。
当然，这顿饭的尾声上的一定是扬州在全世界最知名的一道特色菜：扬州炒饭。这道菜几乎出现在西方所有唐人街餐馆的菜单上，现在我终于能在诞生地吃到正宗的了。米饭里面混了深色火腿和棕色香菇，都切成小块；还有小条小条煎得金黄的鸡蛋、蟹肉和小小的河虾。内容与味道都很丰富，却并不油腻，散发着刚出锅的香气。除了“好吃”二字，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之后，我们喝了飘着蘑菇和时令菜薹的汤，算是清理了下味蕾；再吃上几片西瓜和南方的甘蔗，更觉清新爽利。
同桌吃饭的有个当地政府贸易办公室的年轻官员刘先生，还有个厨子陈先生。饭吃完了，刘先生和我沿着扬州老城南边的大运河散步。沿岸种着桃树与垂柳。楼阁上亮起小小的彩灯。人们就在这些楼阁之外借着光跳交谊舞。我们赶上了晚上最后一班游船，作为唯一的两个乘客，我们请船夫关掉了灯。站在船尾，清风拂面，我们想象着自己也是古代的帝王，从北京远道而来，体验江南生活的悠闲愉悦（“还要找个漂亮的妃子。”刘先生大笑着说）。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徜徉于扬州那些造景精致的园林中，最壮丽的当属扬州瘦西湖。盐商曾投入了大量资金打造这里来迎接南巡的乾隆皇帝。有了岸边的垂柳，瘦西湖弯曲的弧线变得更加温柔，两岸和水湾之中不时见到别致的亭台楼阁与雕花的小桥。我漫步到乾隆曾经垂钓过的吹台，仿佛行走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之中。
相比之下，何园就比较小巧朴素，是十九世纪当地一个官员主持修建的。我爬上石阶，来到一座小小的楼阁，小坐一会儿，写了点东西，被冬梅醉人的香气所环绕。下面一座青瓦顶、飞檐梁的二层小楼中，有两个乐师在练习。一位中年女性唱着哀伤的调子，一位二胡乐师拉着弓弦。我眼前这幅小巧的图景，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幕，仿佛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曾在古诗中出现过。园中还有些隐匿的观景处，说不定就曾有哪位文人行至此处，暂作停留，文思泉涌，吟上几句。何园那头是一个池塘，专门用来倒映天上之月。我坐在这小小一方人间仙境中，在大理石桌面上写作，顿觉内心平静无波。
也许，扬州对我意义特殊，是因为我正在读十八世纪曹雪芹所写的伟大古典小说《红楼梦》。这是一部宏大的家族史，讲了望族贾家四代的故事。他们住在一个架空的中国北方都城，分居两座相邻的府邸。曹雪芹也曾是纨绔公子哥，后来显赫一时的家族出了事败落。他写作这本小说时，正在北京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据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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