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请病假了，这还是正式成为医生以来的头一遭。看来我的这份工作也不是那么没有同情心嘛。
“哦，真他妈的。”主治医生接到我电话后咒骂了一句，“你就不能挺一早上吗？”我解释说自己食物中毒了，此刻正在经历严重的肠胃崩溃。“行吧。”他用一种不耐烦、憋了一肚子气似的负面攻击性语气回答我说，通常这种语气只有在家人之间才能听到。“但你得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休假的人能替你来上班。”
我敢百分百肯定，即便在谷歌、葛兰素史克甚至金斯特斯这样的有名的黑作坊里，他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员工。你还能想到有任何机构或公司让生病的员工自己找人替班病假吗？或许在朝鲜的军队里是这样？我真想知道，到底病到什么程度他们才肯放过我。骨盆骨折？淋巴瘤？或者干脆浑身插满管子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压根儿没法儿说话的时候？
还算幸运，我在一波接一波的呕吐（要不就是一波接一波的腹泻）之间还能挤出几个词来，找到人替了我的班。打电话的时候我并没解释自己在干吗，电话那头听起来，我可能像是在打彩弹球。现在好了，我还得还她一次值班，所以压根儿就等于没有歇病假。
我一直觉得，假如哪天我病了，一定是工作害的。那时我的个人财政情况应该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或许我会因为脱水导致肾衰竭，或者是被愤怒的亲戚毒打了一顿，又或许我在夜班一夜未眠后开车撞到了树上。但没想到我最后是栽倒在一场秘密暗杀之下——来自病人母亲亲手制作的有毒希腊茄盒差点儿要了我的命。而且我很清楚茄盒绝对是元凶，因为这一天我只吃了这么点儿东西。下次再接受希腊人礼物的时候可要小心了，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一会儿就会拉肚子拉到屁眼儿跟针头一样细、尝尽胆汁的味道，同时喉咙里还带着细若游丝的茄子味。
2006年9月30日，星期六
在分诊处接诊了一位女士，她快生了，正处于大呼小叫的状态中。我问她宫缩频率有多快，她丈夫回答说每分钟3到4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左右。我解释说还需要进一步检查确定她宫口 (8) 开了几厘米。
她丈夫告诉我，临出门前他已经看过了，开了6厘米。大多数即将当爸爸的男人是不可能偷偷掀开神秘的门帘往里看的，所以我问他是不是医务人员。不是，他告诉我，他是个泥瓦匠，但“我对1厘米很有分寸，哥们儿”。
检查之后，我发现他是对的，简直比我大部分的同事还有职业素养。
2006年10月7日，星期六
自从6个月前在脸书上看到西蒙的自杀宣言来，我就一直在扮演他随叫随到的私人心理健康热线接线员。我跟他说，只要产生不好的念头，就随时打电话给我，而他真就这么做了。我还不厌其烦地跟他说，应该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帮忙，可他就是听不进我的这一部分建议。现在我好像被配发了第二台小哔哔，它随时都会带来新的坏消息，一想到这个我真的有点儿崩溃。除此之外，我猜专业心理医生也比我这个只能急匆匆在谷歌上搜“如何与有自杀倾向的人交谈”要有用得多。不过事实证明我还是有点儿用——至少他还活着。
最可怕的情况在于我发现自己错过了他的某通电话，我总在想：假如我回电话晚了，发现他已经不在了，那一切是不是我的错，就好像我是那个帮他踢倒脚下椅子的人？我猜自己可能不用在法律上负责，但作为一名医生，你就总会这么胡思乱想，可能恰恰因此我才会陷入今天的境地吧。假如是你最先发现某个病人呼吸异常或者出现异常的血液测试结果，即便他不是你的病人，那你也有责任负责到底，或者至少确保有人会对他进行进一步检查。我敢肯定，水暖工肯定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对见到的每个坏锅炉负责。
而医生和水暖工在“职业道德”上的差异，显然就是因为医生处理的是“有关生死”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将医生这一职业和其他所有职业区别开的根本原因，也是外界觉得我们如此高深莫测的原因。
今天晚上，我在做完一台剖腹产手术后赶快给西蒙回了电话。现在我基本能把自己的咨询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了——只要倾听、同情并告诉他这种坏情绪很快会过去就行了。他可能也意识到了，最近我们每次谈话的内容都大同小异，但他好像并不在乎，只要确定有个人还在默默关心着他就行了。说实话，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2006年10月9日，星期一
今天和一位病人家属尬聊了一场，感觉我们俩之间越过了某种禁区，害得我在谈话结束后满屋子确认是否有监控设备。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病人的丈夫告诉我他完全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避孕套，我听了半天才知道他总是试图把套套套在蛋蛋上。
2006年10月10日，星期二
我不知道争吵因何而起，只看到一位妇女愤怒地冲出妇科门诊，然后冲那里的女医生大声嘶吼：“你的工资是我付的！你的工资是我付的！”那位姐妹毫不示弱地吼了回去：“那你给我涨涨工资呗？”
200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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