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任医生

术室完成接生，孩子肯定早就死了。

第二个选择是故意折断胎儿锁骨，以便能把孩子接生出来。我也从没看人这样做过，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只知道这是项很难的手艺活儿，比我技术高超的医生都不一定能做好。

第三个选择是耻骨联合切开术，意思是要切断母亲的耻骨，让出口变大。再一次，我从没看人这样做过，但我觉得自己能做好，况且这是把孩子弄出来的最快方法了。我通过电话告知了主任情况和我将要采取的治疗措施，她询问了一遍我之前尝试过的方法，还核实了一下我是否了解这项手术该怎么操作，之后终于点头同意了。她正从家开车往医院赶，但我俩都知道，等她到了的时候，一切也都结束了，要么万事顺利，要么家破人亡。

当医生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这么紧张过：我正准备切断病人的骨盆，但并不知道她的孩子是不是已经没救了。动刀之前我再最后试了一次，没想到之前各种乱七八糟的体位动作终于有了效果，孩子的手腕出来了，随即到来的是一个浑身瘫软的宝宝，助产士赶快抱给儿科医生处理了。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孩子还能不能发出第一声啼哭，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曾经在课本里读到过关于肩难产的文章，作者当时写道，一次成功的肩难产接生，要求你“肌肉极其有力，而且能和魔鬼玩花招”，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孩子哭了，哈利路亚。助产士眼泪都掉了下来，不过我们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孩子有没有臂丛神经伤 (7) 。儿科医生偷偷对我耳语，说孩子的两只胳膊看起来都很正常。

接生过程中母亲遭受了三级撕裂，虽然情况不理想，但和整件事比起来已经算是微不足道的代价了。我让助产士把她推到手术室，这样我就能歇20分钟，填一下接生报告，再喝杯咖啡。这时候住院医生推门进来了——问我能不能快速到隔壁帮他做一台吸引器接生。

2010年10月20日，星期三

可能因为他的母语是希腊语；可能他忘记我之前说要指导他做超声检查了；也可能我应该把话说全，告诉他我只是想确定一下“胎儿的性别”。总之，那位住院医生在走廊另一头看到我后，脸上满是困惑、嫌弃，直接掉头就走。哎，我不应该兴致勃勃地邀请他“看我干个小宝宝”的。

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

出妇科门诊时，我拿起下一位病人的病例翻看了一下。我还记得她的名字——果不其然，3月份时我给她看过病，当时还给她的家庭医生写了封信说明情况。我突然发现，由于排版错误，信里漏掉了“犹豫”二字，于是变成了：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别联系我。

还挺管用，对方一次也没烦过我。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去员工体检中心接受了HIV病毒检测，因为三个月前我被一位阳性病人用过的针头扎伤了。她的HIV病毒载量是无法检测级别，但毕竟还是存在风险。而且自那之后我脑袋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就好像接到了税务海关总署的账单一样。

抽血时，和体检中心的主治医生聊了一会儿，我问他医院会怎么处理得了艾滋病的产科医生。“肯定不能干临床了，不能进产房、手术室、医生休息室——大概只能出门诊吧，我猜。”我什么都没说，但听起来挺不错的啊。 (8)

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在朋友的万圣节聚会上，我认出了一个熟人。可能是中学同学？我仔细回想着。

我走过去和对方打招呼，结果他一脸茫然。不是高中同学。那是大学同学？好像也不是。

你在哪儿长大的？咱们一起工作过吗？为了缓解尴尬，他打断了我的问话，说我很有可能只是在电视上看见过他——他叫丹尼，是个主持人。更让他尴尬的是，我回答说这个名字确实很熟，但我肯定没在电视上见过他。这时他妻子走了过来，我才恍然大悟——我大概一年前通过剖腹产给他们接生过孩子。

拥抱、握手、寒暄了一翻过后，丹尼开玩笑说：幸亏是剖腹产，要不然他可不知道该怎么和一个见过他老婆阴部的男人说话。我很想坦白告诉他，其实手术前插导管的时候我全都看过了，除此之外我还有更劲爆的消息——手术过程中我还看见过她阴道内翻过来的样子。不过我适时住嘴了，万一他没在开玩笑呢，事情不就更尴尬了。

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

刚刚经历了地狱般的一晚（和我一起的只有代班医生，他的存在就相当于一个吉祥物），早上7点45分——在距离终点线只有15分钟的时候，又来了一台紧急剖腹产。剖腹产，又一台剖腹产，然后是吸引器，接着是产钳，再回到剖腹产，然后我就数不过来了，只记得眼前出现了一大堆小婴儿，现在总算熬到了最后一台手术。我快累趴下了，要不是胎儿出现了临近晚期 (9) 症状，我早就把手术交给早班医生，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去休息了。

我已经站了12个小时，没闭过眼，晚饭一口没动，还在柜子里，我刚刚还不小心管一位助产士叫了“妈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