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只见她右手把熨斗悬空举着，不让它落到衬衫上把领子烧坏，全然陷入到了蛾子站在阴影中讲述的故事里。
我其实当时就应该知道的。
他们说的话会在无意中泄露出时间。有一次我们听说母亲曾截获过德国人的信息，并从贝德福德郡一个名叫奇克桑兹女修道院的地方把情报发过了英吉利海峡，母亲双耳紧贴着无线电的耳机，听着里面复杂的频率，又是从格罗夫纳屋酒店的顶上，到这时我和蕾切尔已经开始怀疑她干的根本不是什么“火警瞭望”了。我们慢慢意识到，母亲掌握的技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她那美丽白皙的臂膊和纤细灵活的手指有没有带着明确的意图射杀过一个男人呢？从她跑上楼梯的优雅步态中我看出她有运动才能。这可不是我们之前注意到过的东西。在父亲离去后的那个月里，直到我们新学期开学她离去为止，我们渐渐发现了她身上更出乎我们意料却也更让我们感到亲近的一面。她手拿熨斗悬在空中，看着蛾子回忆他们早先岁月的那短暂瞬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父亲不在家，我们的房子开始变得更加自由，也更加宽敞了。我们跟母亲待在一起总也没个够。我们听收音机里的惊悚广播剧，家里的灯故意不关，因为想要看看彼此脸上的表情。毫无疑问，她听这些肯定觉得没劲，可当我们听到大雾中吹响的号角、狼嚎般的风声掠过沼泽、罪犯慢慢靠近的脚步声或是玻璃窗碎裂的声音时，都非要她陪着不可，这些时候我会想起她在没有路灯的暗夜里开车前往海岸地区的那个讲得有点潦草的故事。不过说到收听电台节目，她更感惬意的是在星期六下午，瘫坐在躺椅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博物学家时间》，把手上拿着的书撇在一边。她说那档节目让她想起萨福克。我们无意中会听到收音机里的男人不停地讲着河流、昆虫，以及他去钓过鱼的白垩溪 [2] 。这些东西听在耳朵里就像是一个微小而又遥远的世界，尤其是我和蕾切尔那会儿正趴在地毯上玩拼图游戏，把一块块小碎片拼到一起，拼成一片蓝色的天空。
有一次我们三个从利物浦街乘火车去母亲童年时在萨福克郡的家。那年早些时候，外公外婆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所以我们当时默不作声地看着母亲在房中漫步。记得我们总是得小心翼翼地贴着前厅的墙根走，要不然那已有百年历史的木地板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这是一块会唱歌的夜莺地板，”外婆曾这样告诉过我们，“夜里要是有贼它会发出警告。”我和蕾切尔每次都会跳上去，故意弄出声响来。
不过我们最高兴的，还是和母亲一起待在伦敦自家的地板上。我们想得到她那种随意的、带点朦胧睡意的亲情，比我们之前得到过的更多。这就仿佛她回复成了更早前的自己。在父亲离开前，她就是个雷厉风行、行事干练的母亲，我们出门上学她就去上班，她下班回家则通常能赶上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这个新的她的出现，难道是因为摆脱了丈夫的束缚吗？或者想得更多点的话，这是不是她在为离开我们而作准备，现在的她是她希望自己被记住的样子呢？她帮我补习法语和我要读的《恺撒之高卢战记》——她的拉丁语和法语好到令人惊奇——帮我准备上寄宿学校的东西。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我们这个冷冷清清的家里，她居然鼓励各种戏剧表演，我们可以装扮成神父，或是踮起脚学水手和恶棍的样子走路。
其他的母亲也会这样吗？她们会背上插着把飞刀倒吸一口凉气跌倒在沙发上吗？蛾子在的话她当然绝不会这样做，但为什么她好歹这样做过呢？是她厌倦了日复一日用一成不变的方式来照顾我们？还是把戏服换上换下能让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只是我们的母亲？而最棒的是，当第一缕晨光悄悄洒进我们的房间，我们会像犹犹豫豫的两只小狗那样进到她的房间，凝视着她没有化妆的脸，闭着的双眼，而她那白皙的臂膀却已经伸了出来，将我们揽入怀中。因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她总是醒着的，总是在等着我们了。我们从来都没能惊到过她。“过来，斯蒂奇。过来，瑞恩。”她会轻轻道出私下里给我们起的小名。我想，每当此时，我和蕾切尔才会觉得我们是有妈的孩子。
九月头上，大皮箱从地下室里拿了出来，我们在一旁看着，母亲往里装连衣裙、皮鞋、项链、英文小说、地图，还有各种她觉得东方不会有的物品和用具，甚至看着根本用不上的毛料衣物，因为她跟我们说过，新加坡的夜晚经常是“清凉的”。她让蕾切尔照着一本旅行指南大声读出那里的地形和公交线路，还有当地话里的“够了!”“再来点”和“有多远？”。我们大声背诵着那些词语，用的是我们想当然的东方人的腔调。
也许她认为，目睹收拾大箱子的细节，和她收拾时的平静，可以让我们平静地接受她的旅程，而不是感受到更多的离别之苦。这几乎就好像我们在期待着她会爬进那种黑色的木头箱子(皮箱角的包铜让它真的很像一口棺材)，然后从我们身边被遣送走。装箱花了几天时间，让人觉得其中的活动缓慢而又命运攸关，仿佛一个老也讲不完的鬼故事。母亲就要发生变化了。她将要演变成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许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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