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桌的陌生人

尔对此的感觉会有所不同。她比我大一岁多。这在她眼里也许颇有戏剧性。但对我来说，不停地考虑来考虑去，装好了再拿出来，然后再装进去，这一行为意味着永久性的消失。从母亲离去前开始，这所房子就成了我们与世隔绝的洞穴。只有寥寥几次，我们曾沿着堤岸到河边走过一走。母亲说，接下来的几周，旅行会是她只嫌太多的东西。

然后突然间，她就必须得动身了，出于某种原因比预期的时间提早了。姐姐跑到盥洗室里，给自己涂了张大白脸，然后就戴着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跪在楼梯顶上，胳膊箍着栏杆，怎么也不肯撒手。在前门边我加入了母亲和蕾切尔的争吵，都想把她劝下楼来。整件事仿佛是母亲刻意的安排，为的是不出现含泪告别的场面。

我有一张母亲的照片，面目几乎全被挡住了。我只是从姿态，即某种肢体上的姿势认出她来，尽管这张照片拍在我出生前。上面的她十七八岁，是她父母在家乡萨福克河的河岸上抓拍的。她之前在河里游泳，拍照时已经换好了衣服，正单脚站立，另一条腿朝旁边弯着在穿鞋。她的头朝下倾斜，因此一头金发挡住了她的脸。这张照片是母亲离去几年后我在空下来的卧室里找到的，那里还有寥寥几件她决定留着不扔的东西，照片就在其中。直到现在我都还留着。照片上的这个人几乎看不出任何特征，她笨拙地保持着平衡，守护着自己的安全。已然失去了身份。

***

九月中我们来到各自的学校。之前我们一直走读，所以对寄宿学校的生活颇不习惯，那里的每一个人早就知道，他们基本上已经被抛弃了。我们可忍受不了这个，刚到没一天就通过一个新加坡的代转邮箱地址给父母写信，求他们放我们出去。我算了算，我们的信先得搭一辆小货车到南安普顿的码头，然后一路坐船，到达并离开沿途的一个个港口，一点儿也没有着急的意思。等过了六星期，走了那么长的距离后，我已经知道我们这张抱怨的清单会显得毫无意义了。就说说我晚上得摸黑往下走三段楼梯才能找到厕所上这件事吧。大多数老寄宿生通常就尿在我们这层一个挑定的盥洗槽里，旁边就是别人刷牙漱口的地方。这已经是好几代学生形成的传统了——几十年尿下来，那个搪瓷脸盆已经蚀出了一条清晰的尿路。不过一天晚上，正当我睡眼惺忪地对着脸盆畅快时，舍监正好溜达到这里，把我在干的事觑了个正着。第二天的全体大会上，他针对自己撞见的这一卑劣行径发表了一番义愤填膺的演讲，还称即便在他参战的四年里也从来没目睹过如此下流的勾当。大厅里的男孩们震惊得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不过他们震惊的其实是舍监居然能对这样一个传统装作不知道，这可是自打薛克顿和P. G.伍德豪斯 [3] 成为学校里的大人物起就有的传统(尽管他们之中一个据传被开除了，而另一个在经历了许多争议后被册封了爵士)。我也满心希望能被开除，不料有个级长笑得停不下来，结果坏了我的好事。不管怎么说，我是没指望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深思熟虑的答复，即便我在匆匆写就的第二封信的附言里加进了我的罪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读寄宿学校更多是父亲的意思，而不是母亲的，那样她或许能成为我们获得解脱的机会所在。

姐姐和我的学校相距半英里，要想有联络只能借上一辆自行车，在两校之间的公共草地上碰头。蕾切尔和我决定凡事都要同进共退。于是在第二周周中，也就是我们的恳求信还没到欧洲大陆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节课下课后混在那些走读的学生里溜了出来，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逛到晚上，想着蛾子也该到家了，这才回到卢维涅花园。我们都知道，蛾子是唯一一个会像母亲那样听得进我们说话的大人。

“这么说，你们连周末都等不到了，对吧？”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家里面有个瘦子坐在我父亲平时一直坐的扶手椅里。

“这位是诺曼·马歇尔先生，他曾经是泰晤士河以北最棒的次中量级拳击手，都管他叫‘皮姆利科镖手’。你们听说过吗？”

我们摇了摇头。我们更在意的是蛾子把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请到了父母家中。我们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还为逃离寄宿学校的事感到紧张，不知道我们这位尚未经受过考验的监护人会怎样看待此事。不过不知怎的，我们的周中逃亡并没有让蛾子感到担忧。

“你们肯定饿了，我给你们热点烤豆子吧。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火车，再转公车。”

“很好。”说着他走进厨房去了，把我们留给了皮姆利科镖手。

“你是他朋友吗？”蕾切尔问。

“不是。”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

“那是我父亲的椅子。”我说。

他根本没理我，转向了蕾切尔：“是他要我来的，宝贝儿，他计划本周末在怀特查普尔搞一场赛狗。去过那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