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真想去那儿转转啊。”他一般很少会像这样袒露自己心中的犯罪欲望。
每天太阳一出来，他往往就离开我们跑没影儿了，一直到傍晚才回来。节礼日那天，他知道我无事可做，就带着我一起去皮卡迪利广场。早上七点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走在了标准剧院 [6] 宴会厅铺着厚厚地毯的大堂里。他在这儿负责监督主要由外国移民构成的员工们工作。随着战争的结束，兴起了一波庆祝的热潮。不到半个小时，蛾子已经为员工们派好了各自的活儿——给走廊吸尘，用肥皂水擦洗台阶上的地毯并弄干，给楼梯扶手上清漆，把一百条用过的桌布换下来送到设在地下室的洗衣间去洗。然后根据那天晚上将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为一位新当选的上议院议员举办的招待会，一场成人礼庆祝仪式，一场元媛舞会 [7] ，或者某位贵族遗孀有生之年里的最后一场生日派对——他设计编排着那些员工把一个个空旷的宴会厅一点点地改变着，直到最后放进了一百张桌子和六百把椅子，为夜晚的欢宴做好了准备。
有时候蛾子不得不在晚间的那些活动中到场，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那明暗参半的边缘，像蛾子一般站在暗影里。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清早的时光，那些晚上的宾客永远都看不到的员工们在大宴会厅里像大型壁画一般工作着，只见三十码长 [8] 的房间里人头济济，巨大的吸尘器发出愤怒的咆哮，有人站在梯子上拿着三十英尺长 [9] 的掸子从枝形大吊灯上往下掸蛛网，擦亮木器的人在遮盖着隔夜的气味。没有比这里更不像父亲那些被荒弃的办公室了。这里更像一个火车站，每个乘客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我爬到一段窄窄的金属楼梯上，那里挂着灯泡构成的拱门，等着到跳舞的时候打开，我从那里俯瞰下面，可以看到房间里所有的人。在这片巨大的人海中，蛾子独自坐在一百张圆餐桌中某一张的旁边，被混乱带来的欢乐包围着，填写着工作表。在这栋五层楼的建筑里，他总有办法知道每个人在哪儿，或应该在哪儿。整个上午，他组织起人去擦银器，去给蛋糕裱花，去给手推车的轮子和电梯的门上油，去清除棉球和呕吐物，去更换每个盥洗脸盆上的肥皂，去更换小便池里的樟脑球，去拿水管给大门外边的人行道浇水，叫那些外国来的移民把他们从来没有拼过的英国名字裱到生日蛋糕上，把洋葱切成丁，用可怕的刀具把猪劈开，或者准备好任何十二个小时之后在伊沃·诺韦洛厅 [10] 或米盖尔·因弗尼奥厅会有人想要的东西。
那天下午一到三点，我们就溜出了那栋建筑。蛾子转头就不见了，我自己一个人回家。有时候他会在晚上回到标准剧院，去处理突发事件，不过不管我的监护人从下午三点到回卢维涅花园之间做了什么，他是不会让人知道的。他是个有许多扇门的人。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职业瞒着我们呢，哪怕只干上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是某种高尚的慈善之举，还是某种颠覆秩序之举？我们遇到的一个人向我们暗示说，一周有两个下午他在和闪族人和激进的国际裁缝、机工和技工联盟一起工作。不过那很可能纯属虚构，就像他战争时在地方志愿军干火警瞭望员一样。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后来发现，只是一个向欧洲敌后盟军队伍发送清晰的无线电广播的最佳场所。那里是蛾子第一次跟母亲一起工作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次揪着他们俩战时那些一鳞半爪的故事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过是在母亲离去之后，然而蛾子缩了回去，再也不随便跟我们讲这些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