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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喏，两盘豆子。”
“他们从来没去过赛狗，沃尔特。”
沃尔特？
“周六我会带他们去的。比赛是几点？”
“奥米拉杯一直都是下午三点。”
“这些孩子有时候能在周末出来，如果我写个条子的话。”
“其实……”蕾切尔开口道。蛾子转向她，等着听她的下文。
“我们不想回去了。”
“沃尔特，我走了，看来你有麻烦事了。”
“哦，没什么麻烦的。”蛾子轻松地说道，“我们能搞定的。别忘了那个信号，我可不想把钱投到一条没用的狗上。”
“好的，好的……”镖手站起身来，手上做着“请放心”的动作，却相当奇怪地落到了我姐姐的肩膀上，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吃着豆子，我们的监护人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要批评我们的意思。
“我会给学校打电话，叫他们不用担心。他们这会儿肯定都已经手忙脚乱了。”
“我明天一早应该有一场数学考试的。”我老老实实地交代道。
“他朝盥洗盆里撒尿，差点给开除了!”蕾切尔说。
我不知道蛾子能有多大面子，反正他马上开始施展手腕加以运用了。第二天一早，他陪着我们回到学校，找到了校长。校长是个个子矮小、令人生畏的家伙，平日里总是穿着绉纱底的鞋子在楼厅里无声地走来走去。蛾子跟他一聊就聊了三十分钟。我看到那个经常在比格斯街吃路边摊的家伙居然有这么大的面子，真是给震到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我回到班里的时候已经是走读生了，而蛾子则带着蕾切尔继续顺路而下，去她学校谈判解决另一半问题。就这样，第二个星期我们就重新变回了走读生。我们甚至没想过，我俩的生活出现如此剧烈的重新调整，父母知道了会作何感想。
在蛾子的照顾下，我们开始大多数晚餐都改吃路边摊了。自大规模空袭以来，比格斯街就成了一条没人去走的街道。早几年，在我和蕾切尔被疏散到萨福克去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之后，一颗也许意在普特尼桥的炸弹落到了大马路上，就在离卢维涅花园才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黑与白”奶品铺和灰姑娘舞蹈俱乐部给炸毁了，差不多有一百个人被炸死。那个晚上有外婆说的“轰炸机月亮”——城镇和乡村都实施了灯火管制，但地面却在月光中清晰可见。哪怕是在战争结束我们回到卢维涅花园后，我们这片儿的许多街道依然有部分是碎石瓦砾。当时沿着比格斯街有三四辆装着吃食的手推车，食物是从市中心拉过来的——都是西区的旅馆饭店用不完的。把富余的部分农产品给拉到泰晤士河南边来这件事儿，据传还多少跟蛾子有些干系。
我们俩之前从来没吃过路边摊，不过现在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我们的监护人没兴趣做饭，甚至连别人做给他吃也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按他的说法，“一唿噜就得的生活”。所以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跟他一起站着吃晚饭的，他身边要么是一位歌剧女歌手，要么是本地的裁缝和搞室内装潢的，裤腰带上还挂着皮尺，边吃还边就当天的新闻聊着，吵着。蛾子一到街头就浑身充满活力，身边的一切都逃不过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比格斯街就像是他真正的家，是他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他一到那儿就如蛟龙入海，而姐姐和我则像是走错了地方。
虽说露天吃饭的时候能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可蛾子其实还是个内向的人。他很少向我们袒露感情。除了偶尔问些奇怪的问题外——他一直轻描淡写地跟我打听我们学校画廊的事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画个平面图——他对自己的战时经历和兴趣爱好都只字不提。他在跟小孩子说话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点小紧张。“听这个……”他的眼睛倏地从摊开在我们餐厅桌上的报纸上抬起来，“有人曾听到拉提根先生 [4] 说过，‘英国人的毛病不在于鸡奸或鞭挞，而在于他们无法表达感情。’”他停了下来，等着我们给点反应。
青春期的孩子总会有点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觉得像蛾子这样的，肯定不会招女人喜欢。姐姐曾把他的特征列了一张表：两道平展展的又浓又黑的眉毛；大大的、不过看着很友好的肚子；大鼻子。对于一个不爱搭理别人、喜欢古典音乐、在屋子里走动时大都轻手轻脚的人来说，他却能打出惊天大喷嚏。气流似乎并不仅仅是从他脸上喷薄而出，而是源自他那大而友好的肚子的深处。一个喷嚏过后，还会有三四个随后就到，轰然落地。夜阑人静之时，他的喷嚏从他待的阁楼一路向下，清楚囫囵地落到我们耳朵里，就仿佛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连舞台上的轻声絮语都能直抵最远的一排。
许多个夜晚，他都坐在那里，像羊吃草那般悠闲地啃他的《乡村生活》 [5] ，凝视着那些宏伟阔气的乡村豪宅，嘴巴一直从一个顶针箍一样的蓝色矮杯里啜饮看着像牛奶的东西。别看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每在言语中颇多不忿，可他对贵族那套玩意儿却有着烈焰熊熊的好奇心。他最感好奇的地方是奥尔巴尼，从皮卡迪利大街岔出来，经过一个幽僻的庭院就能进入了。有一次他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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