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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再找到那条路，然后继续往前走。他对此坚信不疑，是因为他相信艾米的诺言，因为艾米是他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不撒谎的人，她不会说谎，无论什么情况下总会实话实说，所以，当她说她不是要甩了他或者永远抛弃他，她要求的只是叫个暂停罢了，停下来把窗户打开，让屋子通通气，弗格森便相信了她。

这个信念的力量支撑着他度过了空落落、没有艾米的那几个月，他沉住气竭力让自己过得充实，拒绝屈从于顾影自怜的诱惑——这在他刚进入青春期时（失去安——玛丽·杜马丁，手受伤）是多么诱人啊——拼命寻找一种更坚强、果断的方式来应对痛苦这个难题（马提诺教练那个屎的世界 里的失望之痛和生活之痛），让自己准备好迎接各种打击，不再被它们撩倒，坚守住他的阵地，不再仓皇出逃，既然想通了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壕沟战，那他就挖好战壕，严阵以待。1964年11月底到1965年4月中的日子，是一段没有性、没有爱的时光，一段自我和精神上的独处时光，一段逼着自己最终长大，同所有仍然让他与童年有所联系的一切道别的时光。

这是弗格森高中的最后一年，在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待的最后一年，和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最后一年，是他人生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年，再次孑然一身之后，他重新专注、细致地审视起这个曾经熟悉的世界，因为即便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过去的十四年里早已熟识的那些人和地方时，也会感到它们已经在他眼前渐渐消失，散去，就像拍立得照片的显影过程反过来一样，建筑的轮廓越来越虚化，朋友的面容越来越模糊，明亮的色彩一点点褪去，最终只剩下一张什么都没有的正方形相纸。脱离人群一年多后，他再次回到了同学中间，不再趁周末溜到纽约，不再是一个带着秘密生活的人，他像一个只有一根大拇指的影子一样，把自己重新嵌进那些他从三岁、四岁、五岁就认识，现在已经长到十七八岁的同学中间，他们已经开始一点点地从他眼前消失，他在看他们的时候，目光中多了一种接近温柔的东西，这些乏味的城郊人 ，在艾米跟着他上楼的那个劳工节下午之后曾被他突然抛弃，但现在他们又成了他唯一的伙伴，他对待他们时，尽量保持着宽容与谦恭，就连面对其中最荒唐无知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他现在不再给人下评断，已经放弃那种在他人身上吹毛求疵的冲动，因为他现在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一样脆弱、有缺陷，如果他想长成心目中期望自己成为的那种人，就得学会把嘴闭上，睁开眼，不再轻视任何人。

现在没了艾米，而且从目前来看，在一段可能漫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时间内都不会再有艾米，但弗格森一厢情愿地坚信，他们两人注定会在未来某个时间走到一起，因此，当寄送大学申请的时刻到来时，他的一切计划全都是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为他笃信的那个未来而制定的。这是高中最后一年里的怪事之一，你大多数时候想的都是下一年的事，意识到虽然身体还在此处，但心已经跑了，仿佛你同时生活在两个地方，死气沉沉的现在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你的整个人似乎被简化为了一组数字，平均学分绩点和学业能力倾向测验的成绩，然后你要去找你最喜欢的老师，请他们写推荐信，还要创作一篇荒谬可笑、不切实际的个人陈述，盼着它能给一组连姓甚名谁都不清楚的陌生人留下点印象，让他们了解到你有多么配得上去他们的大学就读，再然后，西装革履地跑到那所学校，接受某个人的面访，而这个人的报告将对他们是否录取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就这样，突然之间，弗格森又担心起了他的手，几个月以来他第一次对自己那几根缺失的手指感到了一丝焦虑，在那个即将决定他未来前程的人面前坐下后，开始怀疑那个人是把他看作一个残疾人，还是仅仅是一个在事故中遭遇了意外的人，接着，在他回答那个人的问题时，他想起了和艾米最后一次聊起他的手时的情景，那时还是夏天，不知为什么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说他觉得这手很恶心，结果一下子把艾米惹毛了，她冲着他大吼说，如果以后再提他的手，那她就拿把切肉刀，把她自己的左拇指剁下来送给他做礼物，她的愤怒程度堪比雷霆，他只好答应永不再提及此事。于是，他一边继续和面试的人聊，一边意识到自己不但绝不能再谈起这件事，也绝对不能再去想它了，就这样，他逼着自己，一点一点把这件事从脑子里赶了出去，开始安下心和面前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系教授聊了起来——哥伦比亚毫无疑问是他的第一志愿，也是他唯一有兴趣上的学校——而当这位和善、幽默、极其讨人喜欢、用十二音体系创作喜歌剧的作曲家发现弗格森对诗歌感兴趣，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作家后，便走到他办公室的书架前抽出四期最近出版的本科生文学杂志《哥伦比亚评论》，递给他面前这位紧张、害羞、来自哈德逊河对岸的申请人。你回头可以翻翻这些，教授说，然后他们握了握手，互相道了别，弗格森从大楼里出来，在校园里走了走，不过他已经很熟悉这里了，因为在秋天的那些周末，他曾和施奈德曼小姐在这里幽会过六七次，他很好奇那天下午会不会撞见她（他没有），或者他是否应该走到她西111街的公寓，然后按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