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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至深，是的，福楼拜写下了人创作出来的最好的句子，尽管弗格森也喜欢追读安娜·卡列尼娜和艾玛·包法利那些充满戏剧性且愈加激烈的人生转折，但在他人生的那个节点上，最触动他的角色是卡夫卡的K、斯威夫特的格列佛、爱伦·坡的皮姆、莎士比亚的普洛斯彼罗、梅尔维尔的巴托比、果戈理的柯瓦廖夫，以及玛丽·雪莱的怪物。

他在二年级的一些早期尝试：一个男人某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长了一张不同的脸；一个男人在国外某个城市把钱包和护照弄丢后，为了果腹不得不卖血；一个小女孩每个月的第一天都会改名换姓；两个朋友因为一场争论而绝交，但他们的论据其实都不对；一个男人失手杀死妻子，然后决定把附近的每所房子都漆成血红色；一个女人失去了说话能力，但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日渐变得更快乐；一个少年离家出走后又决定回家，但发现他父母已经人间蒸发；一个年轻人写一个年轻人写一个年轻人写一个年轻人……写故事的故事。

海明威教会了他更细心地审视自己的句子，如何在构建一段话时权衡每个单词和音节的分量，但即便海明威在他写得最好的那些作品中的表现令人钦佩，他的作品总的来说对弗格森言之甚少，所有那些男子气概的咆哮和沉默寡言的隐忍，在他看来多少有些可笑，当他把海明威抛到脑后，便追随起了更深刻、读起来更费劲的乔伊斯，接着，他长到十六岁后，唐姨夫又给了他一捆平装书，其中包括了在那时还默默无闻的艾萨克·巴别尔的作品，巴别尔很快变成了弗格森的世界头号短篇小说家，还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唐第一部传记作品的传主），也迅速成为了弗格森的二号短篇小说家，但对他而言更有价值，当然也更珍贵 和永远必要 的，是夹在一堆小说和诗集中那本由图章出版社出版、价格仅为四十五美分的《瓦尔登湖及论公民的不服从》，虽然梭罗不是小说家或者短篇故事作家，但他的作品文笔清晰精准到登峰造极，写出来的那些句子架构是那样优美，弗格森感受它们的美时，就好像一个人的下巴挨了一拳或者脑子里在发高烧。完美。每个字似乎都完美地各得其所，每个句子本身就是一部微作品，一个具有自己的呼吸和思想的独立单元，阅读这种散文时的刺激，是你永远不知道从一个句子到下一个句子，梭罗会跨多远，有时候只是几英寸，有时候是几英尺或者几码，有时候是几千英里，这些毫无规律的距离造成的失稳效应，教会了弗格森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他自己的写作尝试，因为梭罗所做的是把两种对立、排斥的冲动——弗格森管它们叫控制 的冲动和冒险 的冲动——融在他写的每一段话里。这就是秘密所在，他觉得。所有的控制都会导致沉闷和窒息。所有的冒险都会导致混乱和不可知。但二者放在一起，也许你会发现什么，接着，那些在你脑海里哼唱的文字或许会开始到纸页上哼唱，炸弹会爆炸，建筑会垮塌，世界看上去开始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但梭罗可不是只有写作风格。他有一种要做自己的野蛮需求，不是任何人而是他自己，哪怕是以冒犯邻人为代价，他灵魂的刚强执拗吸引着越来越倔强的弗格森，青春期 的弗格森在梭罗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终其一生让自己保持着青春期状态的人，也就是说，他从未放弃他的原则，从未变成一个腐化堕落、出卖背叛的成年人——直到痛苦的终点，都是一个勇敢少年，这恰恰是弗格森为自己构想的未来。但是，除了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惧无畏、独立自主之人的精神需要之外，梭罗还批判地考察了金钱主宰一切这个美国观念，拒斥美国政府，为了抗议政府的举措甘愿坐牢，当然，还有他那个改变了世界的观念，不但帮助印度在弗格森出生五个月之后取得了独立，而且如今正在美国南部扩散，或许还会帮助改变美国——公民的不服从 ，对不公正的法律带来的暴力采取非暴力的抵抗，自《瓦尔登湖》问世的一百一十二年里，情况基本没什么改变，弗格森心想，美墨战争变成了越南战争，黑人奴隶制变成了种族隔离和三K党为首的州政府，正如内战之前的岁月里梭罗在他书中写到的，弗格森同样感到他正在世界即将分崩离析的前夕写作，在他母亲嫁给吉姆和艾米的父亲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越南共和国的佛教僧人为抗议美国扶持的吴庭艳政权，活活把自己烧死了 ，弗格森看到电视上的画面，研究报纸上的照片，三次意识到他少年时代的平静日子已经结束，这些自焚的恐怖证明，如果人们愿意为和平而死，那么他们国家逐步扩大的战争，终将大到将一切遮蔽，最后让所有人失明。

新房子在南奥兰治，不在枫林镇，但这两个城镇受同一个教育委员会管辖，弗格森和艾米还是哥伦比亚高中的同学，因为这是附近地区唯一一所公立中学。到他们的父母在1963年8月2号结婚时，他们已经结束了第二年的学业，十一个月前发生在弗格森家老房子后院里灰心丧气的对话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艾米给自己找了个男朋友，弗格森给自己找了个女朋友，他们的姐弟友谊正如艾米希望的那样稳固发展，不过现在他们成了事实上的姐弟之后，这个旧比喻已经多少有些累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