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一会儿,他问:那你的中间名呢?有吗?
艾萨克。
罗森布鲁姆先生吐出一大口烟,然后重复了一遍他刚刚听到的这三个字:艾萨克 。
这是我爷爷的名字。
艾萨克 ·弗格森。
艾萨克·弗格森。就是艾萨克·巴别尔和艾萨克·什维斯·辛格的那个艾萨克。
很好的一个犹太名字啊,你不觉得吗?
弗格森的部分不怎么样,但艾萨克确实不错。
艾萨克·弗格森,小说家。
普通人阿奇·弗格森,作家艾萨克·弗格森。
要我说还不错。你觉得呢?
真挺好。
两个人合到了一个人身上。
或者是一个人分成了两个人。不管怎样,都挺好的。不管怎样,以后我的作品就用它来署名了:艾萨克·弗格森。当然,前提是我能发表作品的话。
别这么谦虚。应该是等你发表作品的时候。
这次聊天过去六个月之后,两个人坐在屋子里讨论南非的夕阳和新泽西的夕阳有什么差别,罗森布鲁姆先生从椅子上起身,走到房间另一头,取来了一本书。
也许你可以读读这个,他说,然后轻轻地把书从他的手上丢到了弗格森的手里。
这是艾伦·帕顿的《哭吧,亲爱的祖国:一个关于凄苦中的慰藉的故事》。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地址是伦敦贝德福德广场三十号。
弗格森谢过罗森布鲁姆先生,保证三四天之后就把书还回来。
不用还我了,罗森布鲁姆先生重新坐回到椅子上说,这是送你的,阿奇。我不需要了。
弗格森翻开书,看到第一页上有段寄语,写的是:1948年9月23号。生日快乐,莫里斯——蒂莉和本 。在这两个名字下面,还有两个粗体大写的字:坚守 。
既然他不准备再接受他父亲的钱,暑假去他的商店里打工自然也不可能了。如果弗格森不再要他父亲的钱,那他就得开始自己挣钱,可两个月的暑期工在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好找,而且他也不知道该从哪儿找起。现在他十六岁了,他猜自己倒是可以回天堂夏令营,在那儿当个服务生,但肯定挣不到多少钱,除了暑期的最后一天从那些父母手里拿点儿小费,而那些钱加起来不过区区二百美元,更何况,弗格森已经受够了夏令营,再也不想回去了,光是想到踏足那片他曾经目睹了阿提·弗德曼死去的地方,就足以让他再次看到阿提的死了,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自己也有气无力地噢 了一下,就像从阿提嘴里发出来一样,弗格森自己倒在了草地上,弗格森自己也死了,再回那里是绝对不可能了,就算服务生的薪水是一顿饭四百美元也不行。
二年级的春天时,他母亲的婚礼已经宣布要在8月初举行,但他眼下还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于是吉姆便牵线搭桥,让弗格森联系上了他以前的高中同学,一位二百磅的前橄榄球阻截球员,阿尼·弗雷泽大一从罗格斯退学后,一直在枫林镇和南奥兰治干搬家的生意。不过,他的车队就是一辆白色的雪佛兰厢式货车,开展的业务也都是暗中进行,从来只收现钱,没有保险,没有签约员工,没有正式的生意架构,而且因为不用申报收入,也不用交税。虽然弗格森要到明年3月才到开车的合法年龄,但弗雷泽还是让他坐在副驾驶座上,顶替了现在那个副手,那人被征兵入伍了,6月末就要去迪克斯堡报到。吉姆的这个朋友当然更希望找个可以全年工作的全职员工,但吉姆曾在某个高中派对上把弗雷泽的孪生姐妹从一个棘手的处境中解救了出来(将那个喝多了在房间一角对她动手动脚的长曲棍球队员打趴在地),所以吉姆和弗雷泽才成了朋友,而欠了吉姆这个人情,弗雷泽觉得他没法拒绝。就这样弗格森踏出了第一步,开始了他的搬家工生涯,从1963年到1965年的三个高中暑假,他都在做这份活儿,因为第二年新来的副手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不得不辞职,需要他来帮忙,第三年车队增加到了两辆厢式货车,弗雷泽急需再找一名司机。这份工作有时挺累人的,每年弗格森重新开始做时,浑身的肌肉在头六七天里都会酸痛得好像受刑,但他发现体力活儿很好地平衡了写作这种脑力劳动,不仅让他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为合法的目标服务(把人们的东西从一处搬到另一处),还给了他琢磨自己想法的机会,而不必把他的想法交给别人,毕竟,大多数非体力工作都是如此,用你的脑子帮别人赚钱,回报却少之又少,虽然弗格森的薪水很低,每份工作结束后塞到他手里的钱都是五块十块,有时是二十块,但在数亿美元被烧在越战战场,拖垮全国经济的那些年里,搬家的活儿还是挺多的,他每周都能挣到将近二百美元,还不用交税。所以这三年的暑假里,弗格森在狭窄的楼道里拖着床、抬着沙发爬上爬下,给纽约的室内装潢师送古董镜子和路易十五时代的写字台,帮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州的大学生在校舍里搬进搬出,把旧冰箱和破空调拉到城里的垃圾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假如他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去葛朗宁餐厅给闹哄哄的小孩子做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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