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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会与这些人的人生产生任何交集。不仅如此，阿尼待他不错，也尊重他，虽然弗格森这位二十一岁的老板在1964年的大选中把票投给了戈德沃特，而且想往河内投原子弹，但同样是这个弗雷泽，在买了第二辆货车之后雇佣了两名黑人，把搬家队扩充到了四个人，因此，为他工作的最后一个暑假带给弗格森一个不可估量的意外收获，那就是每天和其中一个黑人理查德·布林克斯塔夫开着车到处跑，这个膀大腰圆、大腹便便的巨人，在弗格森开车载他们去下一个目的地时，会专心致志地透过货车的挡风玻璃，观察那些不断向后退去的地景，空空如也的城郊道路，坑坑洼洼的城市街道，拥挤不堪的高速公路，而且不管是在聊什么让他高兴还是难过或者厌恶的事，他都会一次又一次以同样的语气，用手指着正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和柯里牧羊犬玩耍的小姑娘，或者一个正踉跄着走过包厘街和运河街交叉口、衣冠不整的醉汉，说：多美好啊，阿奇，多美好啊 。

弗格森知道他父亲不明白该拿他怎么办。不仅是因为他无法想象竟然有人愿意以写书为生，在他看来进入这种毫无定数的行业是痴心妄想的蠢行，注定只能堕入贫穷、失败和绝望的深渊，还因为他这个培养得当的儿子，从出生之日起就享受着自力更生的美国进取精神带来的好处，现在却放弃了那些能让他在人生中进步和成功的机会，把整个暑假浪费在平凡无奇的体力劳动上，跟着一个欺瞒美国税务局的白痴大学肄业生干苦力。他这样挣来的钱倒没什么不好，但关键是这些钱永远不可能变成更多钱，这种底层工作会永远把他拖在最底层，所以当他儿子开始说什么以后要去工厂当工人或到商船上当水手来养活自己时，这位父亲甚至不敢去想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想当医生的小男孩去哪儿了？事情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反正在弗格森的脑子里，他父亲对他就是这种看法，如果说他确实想起过他的话，而在以父亲的口吻写下的两三页独白中，弗格森费尽心机地想搞清楚他父亲的思维方式，他深挖细查，试着回忆他所了解的几件有关斯坦利·弗格森早年生活的事迹，比如他祖父被杀害之后那些一贫如洗、艰难困苦的年月，他那位动辄大吼大叫、歇斯底里的祖母控制了整个家族，接着，他父亲的两个哥哥莫名其妙地搬到了加利福尼亚，而原因从未详细解释也从未彻底搞清过，以及在那之后，他父亲决心成为地球上最有钱的人，这位伟大的利润先知，就像别人信仰上帝或者性爱或者善行一样，信仰着金钱的力量，把钱看成了救赎和满足，把钱看成了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任何拒绝这个信仰的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懦夫，他的前妻和儿子绝对是傻子和懦夫，脑子里充斥着小说和低俗的好莱坞电影瞎编乱造的浪漫鬼话，对于发生的这些事情，他的前妻负有主要责任，是他曾经挚爱的露丝，让儿子把头从他父亲身上扭开，给他灌输了各种优柔寡断的胡说八道，什么发现他的真我 ，铸造他自己的独特命运 ，现在再想弥补为时太晚，那孩子没救了。

不过，这一切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父亲在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前总是打盹儿，或者为什么他钱越多，反而越吝啬小气，每月两次的晚餐只会带儿子去破破烂烂的便宜饭馆，或者为什么他后来会改变主意，没有卖掉枫林镇的房子，反而在弗格森和她母亲离开后又搬了回去，或者为什么他费事把《脚底的伴侣》印出来以后，再没要过弗格森新写的故事来读，从没问过他和他的继父、继哥、继姐在伍德豪尔新月巷的家里相处如何，从没问过他想上哪所大学，从没对肯尼迪遇刺一事发表过任何看法或者对总统遭到枪击表现出任何关注，弗格森越是努力想深入到他父亲的灵魂中，寻找点儿什么尚未死去或者隔绝起来的东西，就越是一无所获。弗格森觉得就连罗森布鲁姆先生这样心思复杂，即便没有把内心完全封闭，也无疑向世界掩藏了大部分所思所想的人，都比他父亲更容易理解。而且，两人之间的差别也无法简单归结为他父亲工作，而罗森布鲁姆先生不工作。丹·施奈德曼也工作。虽然不像他父亲那样每天要工作十二或者十四个小时，可一周里也要工作五六天，每天稳稳七八个小时，即便他不是世界上最耀眼的艺术家，但他知道自己的天资有多少，享受他的工作，做得也还不错，能以他自己所谓的画匠个体户 身份，马马虎虎挣一份生计，当然，不是斯坦利·弗格森那种用耙子划拉来的大钱，但他反倒有个更开阔的心胸，比如他给新婚妻子买了辆新车（弗格森和艾米考下驾照之后，成了她母亲那辆旧庞蒂克的联合所有人），比如他会在大家过生日时，送上自己亲手做的一些精巧的动态饰品或者能转来转去的小机械雕塑，比如他会突然带大家去下馆子、听音乐会、看电影，比如他一视同仁，在给女儿零花钱的时候也坚持要给弗格森一份——每周都会给他们俩，因为他想让他们把暑期打工赚到的钱存到银行里，在高中毕业之前一分钱都别动——但最重要的还是他这个人本身的宽容大量，是他神采飞扬的劲头和充满爱意的关切，他的男孩子气，稀奇古怪的想法，对扑克和各种博弈游戏的热情，还有那种有点儿不管明天只顾当下的莽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