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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丈夫保罗·桑德勒（在兰登书屋当编辑），最后是弗格森的两位远房表弟表妹，五岁的埃里克、三岁的朱迪（贝蒂和西摩尔的孩子），一起照了张合照。宴会开始后，弗格森的母亲把三脚架扔到一边，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往来穿梭于宾客之间，为在座的九十六个人拍摄了上百张照片，都是很自然的抓拍，比如正在互相窃窃私语的老头子，一边喝着红酒胡吃海塞，一边哈哈大笑的少妇，宴会结束之后和大人跳舞的孩子，还有一起跳舞的大人，所有人的脸都被定格在那个简陋、乏味的环境里的自然光中，乐师们端坐在他们的小舞台上铿锵地演奏着无聊老套的歌曲，叔祖母珀尔微笑着亲吻她外孙女的脸颊，本吉·阿德勒在舞池里和一位二十岁多的加拿大远房表妹欢闹地跳舞，一个眉头微皱的九岁女孩独自坐在桌旁，面前是一块吃到一半的蛋糕，在这热闹的欢庆期间，保罗姨夫走到他的小姨子面前评论道，她似乎玩得很开心，从她搬到纽约后还没见她这么兴高采烈过，但弗格森的母亲淡淡地说，我也是逼不得已，保罗，要是再不工作，我就得疯了，米尔德里德的丈夫听了之后说：露丝，我觉得我倒可以帮你这个忙。

帮的忙是委托她去新奥尔良，为普利策奖获得者亨利·威尔莫特备受期待的新小说拍摄护封照片，当六十二岁的威尔莫特告诉他的编辑自己对结果非常满意，也就是打电话给保罗·桑德勒，通知他说以后除那个漂亮女人 外，谁也不允许给他拍照，兰登书屋开始更多地委托她为作者拍照，这进而为她带来了纽约其他出版社的工作邀约，再接着是各家杂志的采访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露丝为《城里城外》《时尚》《形象》《妇女家庭》《纽约时报杂志》等周刊和月刊的专题报道陆续拍摄了很多作家、电影导演、百老汇演员、音乐家和艺术家的照片。弗格森的母亲喜欢在拍摄对象最熟悉的环境中为他们拍照，所以会带着便携的灯架、可折叠的背景布和柔光伞，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去拍，比如让作家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房中或者书桌后面，画家坐在他们乱七八糟、色迹斑斑的工作室中，钢琴家坐在或站在他们油光锃亮的黑色施坦威钢琴前，演员站在化妆室的镜子前或者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舞台上，但不知为什么，同样是拍这些著名人物，她拍出来的黑白人像照尤其善于捕捉照片中人的内心，而大多数摄影师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或许这种能力和拍摄技术无关，更多是源于弗格森母亲本人，因为她总是会为拍照任务提前做准备，读拍摄对象的书、听他们的唱片、看他们的画作，所以在漫长的拍摄期间她和他们有话可聊，再加上她谈吐自如，总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又不是那种喜欢聊自己的人，某些自视颇高、难以相处的艺术家在她面前会放松下来，觉得她真的对他们是谁、做的什么事感兴趣——实际上她也确实如此，或者说大多数时候是这样——而这种引诱一旦生效，他们便会放下戒备，脸上的面具渐渐滑落，眼神中开始浮现出一种不同的光彩。

除了为杂志和出版社做的这类商业拍摄，弗格森的母亲也一直在忙自己的项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四处乱看 ，抛弃了拍摄一流人像所需要的那种细致入微的掌控，转而抱着不管发生什么的开放心态去迎接不期而遇 。她在表妹夏洛特的婚礼上发现自己还有如此乖戾、冲动的一面，1955年那份没有酬劳的工作，变成了三个半小时兴高采烈的疯狂拍照，摆脱了费力筹备的约束后，她在人群间往来穿梭，投入到急火快攻般的拍摄中，一张接一张地拍，因为那些昙花一现的时刻必须赶紧拍下来，不然就没了，哪怕顿半秒，画面也会消失，在这类情况下，她的精神变得高度集中，情绪陷入了一种狂热状态，仿佛房间里的每张脸和每个身体都在同时向她冲来，仿佛每个人都在她的眼睛里呼吸，他们没有站在镜头的那一边，而是来到了她的身体中，成为了她这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出所料，夏洛特和她丈夫很讨厌那些照片。不是那些，他们说，不是结婚仪式后在教堂里拍的肖像照，那些照得真是太好了，他们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一直珍惜，但婚宴上拍的那堆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又暗又糙，令人不快，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邪恶、阴郁，就连那些大笑的人看起来也多少有点儿狰狞，为什么那些照片那么怪异，为什么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暗呢？弗格森的母亲被如此的指责搞得有点儿恼火，所以在寄给新婚夫妇的那套肖像照中附了一张简短的字条说，真高兴你们喜欢这些 ，然后又给珀尔婶婶寄了一套，给她父母寄了一套，最后一套则给了米尔德里德和保罗。收到自己那套之后，她的姐夫打电话来问为什么一张婚宴上的照片都没有。因为那些照片很烂，她说。所有艺术家都厌恶自己的作品，她这位新晋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说道。最终，弗格森的母亲听从劝告，从那天下午拍摄的五百张照片中挑了三十张，冲洗出来后寄到了保罗在兰登书屋的办公室。三天之后，他又打电话来说，它们不仅不烂，他还觉得非常棒。如果她允许的话，他想把这些照片寄给《光圈》杂志的米诺·怀特。它们值得发表出来，他说，被更多关心摄影的人看到，而且，既然他跟怀特打过一点交道，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