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里面的家具基本上没了。桌椅被占领的学生砸烂、拆开后，全扔进了隔壁的屋子里……”
同一天的《时报》第三十六版上，另一篇文章记述了占领者对数学楼的多个房间及办公室造成的损坏。窗户被砸碎，存放图书馆索引卡片的柜子被掀翻，桌椅被拆毁，地毯被烟头烧坏，档案柜被推倒，房门被砸烂。“一位秘书第一次回到自星期四夜间被占领的大楼后，愤慨地四处察看了一下，说：‘他们禽兽不如。’”
不过，这些禽兽不如的他们，并不是占领大楼的学生，而是在抓捕过后进入大楼的那些警察。他们才是砸烂了桌子和椅子的人，他们才是用黑墨水把墙泼得乌七八糟的人，他们才是撕开五磅和十磅装的大米和白糖袋子，把里面的东西洒到了办公室和教室里，把一瓶瓶杂碎的番茄酱倒在地板上、桌子上和档案柜里的人，他们才是用木棒和警棍砸烂窗户的人。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让人们不再相信学生，那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二场警方暴行发生后几小时内，数十张证明损失情况的照片流传到了全国（墨迹斑斑的墙壁那张尤其受欢迎），年轻的反抗者沦为了一群未开化的流氓暴徒，一群野蛮人，唯一的目标便是毁掉美国生活中最神圣的社会制度。
弗格森知道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是《观察报》派去调查针对占领学生破坏财产的指控的多名记者之一，而他和记者同事发现——有教职工的书面证词——一群教授在4月30号早上七点巡视空空如也的数学楼时根本没有在墙上发现墨迹。他们离开之后，获准进入大楼的人只有警方和摄影记者，但当天晚些时候教授们再回到大楼时，却发现墙上泼满了墨水。桌子、椅子、档案柜、窗户、袋装食物也是同样的情况。上午七点尚且完好无损，中午时已遭到掳掠破坏。
糟糕的是，《纽约时报》出版人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事会的成员。糟糕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S.佩利和曼哈顿联邦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也是董事会成员。和他的很多朋友不同，弗格森并不习惯用阴谋论来解释无名之父的帮凶们做出的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可当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报道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时故意歪曲事实，当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网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科克上《面对全国》，却没请一位学生领袖来讲述故事的另一面，他又如何能不去揣测？至于执法机构的问题，弗格森和那些去了晨边高地的学生对于警方在抓捕期间和之后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但别人对此却似乎提不起哪怕一丁点儿的兴趣。
此案到底结束。
那个9月，弗格森怀着挫败、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哥伦比亚校园。他陷入了身心交瘁与心灰意冷的状态，8月发生的种种暴行依然在他脑海中回荡，苏联坦克越过边界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戴利在芝加哥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大骂里比科夫是狗日的犹太贱种，与此同时，两万三千名市、州、联邦警察在格兰特公园发射催泪瓦斯并殴打年轻示威者和记者，人群齐声大吼着，全世界都在看！ 然后，弗格森开始他在纽约的大四生活时，又一场危机降临了，一场丑态百出的闹剧，公立学校的教师集体罢课，抗议奥申希尔——布朗斯维尔地方教育董事会对社区的控制，又一场白人与黑人的冲突，而且是种族仇恨中最丑陋、最具毁灭性的那种，黑人反对犹太人，犹太人反对黑人，而随着全世界的目光投向即将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夏季奥运会，更多的毒药释放到了空气当中，当地警方与三千名示威学生和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二十三人被打死，数千人被捕，接着，11月初，二十一岁的弗格森第一次投下了自己的选票，而美国把理查德·尼克松选为了她的新总统。
在大学最后一年的前六个月里，弗格森自始至终感觉自己像被困在了某个陌生人的身体里，照镜子时他已经无法认出自己那张脸，他脑子里的各种想法也一样，面目全非，几乎都是陌生的念头：犬儒的念头，恶毒的念头，气愤的念头——与过去的那个他完全无关的念头。最终，有个人会从北边过来，帮他治好满腹的怨气，但这得到春分那天才会发生，而那之前的秋天和冬天，弗格森过得很痛苦，痛苦到他的身体最终垮掉，把他送进了急诊室。
如果他不准备以后进入新闻业，那么继续为《观察报》做记者就没意义了。几年以来，他将第一次爬出他的玻璃修道院，再次融入到世界之中，不再是他人行为的记录者，而是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且不管这份人生可能有多混乱，多迷茫。不做记者了，但也没有走极端地一刀两断，因为他还很喜欢那些与他共事过的人（如果说现在的美国还有哪位记者是他尊重的，那一定就是弗里德曼和《观察报》的其他同事了），所以他没有完全与报纸切断关系，而是辞去了理事会成员的职务，偶尔写写书评和影评，换句话说，就是每个月交一篇长稿，聊聊各种话题，比如克里斯托弗·斯玛特死后出版的诗集，还有戈达尔的新电影《周末》，弗格森主张，不同于布勒东及其追随者的私人超现实主义 ，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公共超现实主义 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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