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从佛罗里达回来之后，他把东西打包装箱，搬到了往南四个街区外的一间公寓，住到了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的西107街上。两个房间加一个厨房，月租一百三十美元，有些奢侈但也完全能付得起（这是银行账户里有钱的好处之一），虽然他喜欢自己一个人住，也很高兴把西111街上那间到处是回忆的公寓甩在身后（必要的举措），但孤枕确实难眠。上面的枕头要么太硬，要么太软，下面的枕头要么太扁，要么高低不平，每天晚上床单都会磨他的胳膊，或者缠住他的双腿，身旁没了艾米，没了她均匀的呼吸声来催眠，他的肌肉没法放松，他的呼吸拒绝慢下来，他无法阻止自己的脑子以每分钟五十二个念头的速度运转，一个念头就是一副扑克牌里的一张。凌晨两点半的时候抽过多少烟？为了让神经放松下来，让眼皮打架，午夜过后又喝了多少杯红酒？几乎每天早上脖子都会酸痛。下午胃痉挛。晚上呼吸短促。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心跳速度都太快。

这一切和艾米都没关系了。这个夏天他让自己接受了他们分手的事实，接受了他们永远分开的必然性，他已经不再怪她，甚至也不再责怪自己。近一年来，他们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走，那根联结他们的细线迟早会绷断。而它确实断了，断得如此猛烈，一下子就把她弹到了美国的另一端。加利福尼亚。遥远的加利福尼亚的灾难，自5月初开始，她便杳无音讯了，再也没从别人那儿听到她的消息——一个大大的“〇”，就像天空中的一个洞。

在最坚强的时刻，他会告诉自己这样再好不过，艾米后来变成的那个人，不是一个他能与之生活或者想与之生活的人，没什么好后悔的。在最脆弱的时刻，他又会想她，就像车祸之后想他那两根断指那样想她，她走了以后，他常常觉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人偷走了。而在最坚强和最脆弱的中间地带时，他祈祷能有个人来睡在他的另一半床上，治好他的失眠。

搬到新住处，梦想找到一个新的爱人，漫长夏日的翻译工作绵延到了秋日、冬日和春日，失去旧爱以及/或者目前的精神状态导致的身体问题让他肚子里像插着二十七把匕首一样走进了圣徒路加医院的急诊室（不是他以为的急性阑尾炎，而是急性胃炎），越陷越深的越战泥潭以及1968年后半年和1969年前半年发生的无数惊人事件——这些都是弗格森故事的一部分——但就眼下来说，注意力必须集中到他正在和无名之父这个象征性角色之间的战争上，这个由威廉·布莱克创造的角色，在弗格森的脑海里如今代表的是那些负责管理世界的疯子。到9月中旬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他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时，弗格森对大多数事情已经产生了幻灭和憎恶感，其中之一是他见识了美国新闻媒体对舆论的肆意操纵，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大学毕业后是否还想加入这个兄弟会的行列，鉴于去年春天在哥伦比亚的反抗期间目睹的腐败与欺诈，他在高中时做出的当职业记者的决定是否还值得坚持。谎话连篇的《纽约时报》。这份所谓的权威报纸，所谓的公平公正报道的卫士，伪造了4月30号警方介入的相关报道，所登的事件经过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 就写好了。早在战术巡逻队出现在附近地区前，《时报》的副总编A.M.罗森塔尔便收到哥伦比亚某位校方领导的通风报信，提前几个小时得知了警方的突击抓捕，将会有一千名警察被调来，所以，4月30号的晨报版在头版头条宣布，这一千名警察驱散了占领大楼的示威学生，并以非法侵入罪逮捕了七百名（报道早就写好，数字是在最后一刻塞进去的），但文章却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没有说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没有说受伤的学生和教授，没有说警方在艾弗里楼用手铐和警棍袭击了《时报》自己的一名记者。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头版依然没有提到抓捕期间校园里发生的骚乱，只在第三十五版藏了一篇有关警方暴力执法的简单报道：林赛下令彻查警察 。文章的第三段辩称，“这种局势中的警方暴力很难界定，多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反战或者民权示威者而言，警方昨天上午在哥伦比亚校园内的行动，基本上相对温和。”至于《时报》记者小罗伯特·麦吉尔·托马斯惨遭毒打一事，则到了第十一段才出现。

几十名学生 。弗格森很想知道的是，什么学生，都叫什么？刚开始示威时被警方粗暴对待的那些经验丰富的反战和民权运动老手，又是谁？为《哥伦比亚每日观察报》工作的本科生要是发表这种报道，绝对不会被允许，不提供直接引言以及做出这些评论的学生的身份，绝对不行——当然，前提是确实有人说过这些话。这还是新闻报道吗？弗格森问自己，还是一篇伪装成报道的社论？以及，麻烦解释一下，“温和”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5月1号的头版文章由罗森塔尔亲自操刀，一篇莫名其妙、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的大杂烩，一会儿凄凄惨惨，一会儿大谈印象，一会儿又愤怒地表示怀疑。“时间是凌晨四点三十分，”第一段写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靠在屋子的墙上。这里曾是他的办公室。他用一只手蒙着脸。‘我的上帝，’他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