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先

有细节，生得并没有你画中这样均匀通透。但这画中的光色冷暖，近而明澈，远而幽黯，又让我觉得分外的真。

青年笑了，问道，你可知道“印象派”？

文笙摇一摇头。

青年便说，是欧洲的一支画派，创始者叫莫奈，以画荷闻名。小兄弟，听你方才所言，你必是习过画的。

文笙有些不好意思，浅浅地说，我是未曾学过一笔。但为我开蒙的吴先生，是个画家，前些年也给我看过一些。若说起荷花，他藏了一幅石涛的《墨荷》。华滋丰美，又有一股秀拙之气，我是真喜欢。

青年也似乎来了兴致，说道，中国画家将荷花画得好的，实在太多。只说《墨荷》一题，朱耷和徐渭，都是圣手。

朱耷。文笙喃喃道，可是画鱼画鸟爱作青白眼的八大山人？

青年大笑，正是。要说徐渭与八大的性情，一个狂肆，一个冷诞，在画中皆可看出。徐渭喜绘秋后残荷，画法却惯用泼墨，湿气淋漓。水墨氤氲间有许多的意外，令人绝倒。八大的荷，清浅数笔，却往往一枝独秀，于他是孤冷如常。而在我看来，两者无非殊途同归，他们都是有大寂寞之人。徐渭《墨荷图》的款识，我还记得这么一句，“拂拂红香满镜湖，采莲人静月明孤。”算是他的心声罢。

文笙点点头说，吴先生早年对我说过中国人爱以画言志，应该是这个意思。

青年说，很对。相比之下，西人的艺术观，就很看重技术。他们是用了科学的精神来作画，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自身倒是其次了。

文笙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道：我现在晓得了，你画里的好，正是你说的艺术的性情，然而，却无关乎你自己的性情。于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便少了一些感动。

青年愣了一下，沉吟了许久，再看文笙，眼里多了炯炯的光，说道，小兄弟，有道是旁观者清。说起来，我早年习的也是国画，半道出家学西画，只以为是更好的，倒荒疏了童子功。现如今这几年， 中国画家里也出了几个有见识的人，都在研究中西合璧的画法。若说画出了性情的，林风眠是其一。还有一个潘天寿，是我的师长，我画荷花的兴趣，倒有一半是受了他的影响。艺术这东西，便是将彼此的长处两相加减。至于如何加减，以至乘除，那真是大学问了。

文笙见他说得高兴，一头乱发笼在夕阳里头，金灿灿的，整个人都昂扬了几分。自己心里也有些喜悦了。

青年抬手看一眼表，说，时候不早了，我再画几笔。你也快回去，别让家里等得着急。我们后会有期。

文笙便与他道了别。这时满湖的荷花，因西天的光线浓浓地铺陈过来，竟淹没了高低肥瘦，像是一匹色彩匀净的织锦，与那画上的别无二致了。

吃晚饭时，文笙说起了“莫奈”。一桌吃饭的人，并未有知道的。姨舅母说，这个名字，莫可奈何。当爹妈的不知怎么琢磨的，好不吉利。舅舅说，听起来倒得几分海上画派的作风，有些革新的意思。不过毕竟是太新，不知将来是否可成气候。

习英文时，又跟可滢谈起。可滢说，你倒真问对了人。是个法国的画家，我们的国文老师很推崇他。听说早期有些离经叛道。只是我不太能够欣赏，一处莲池，一个干草垛可以画上许多遍。法国是个爱好革命的地方，这样的画法，未免太过流连了。

可滢就到书柜里翻找。捧了一摞杂志，从中间拣出厚厚的一本。是本西洋画册，装帧十分精致。书皮上是一片蓝。这蓝是在他经验之外的，浓烈而幽深，是一池水。水上缀着几朵白色的睡莲。文笙翻开，看见一幅上画着很巍峨的建筑。笔触所向，森严静谧。这是一座教堂。

文笙想起，襄城南华街上有一间教堂。米歇尔神父正来自那里。福爱堂没有画上的的堂皇雄阔，也是需人仰视的。因为它的洁净与规整，也因为在黄昏时候飘出的圣诗班的歌声，带着一种与世隔绝的气息，却与街面上的世俗是亲近的。他最后一次路过那个教堂，已经改成了难民收容所。教堂的钟塔上，悬着缀有红色十字的旗帜。枝叶凋零的洋槐，挂了绳子，晾晒着大人与小孩的衣物。有些蒙尘，一切如旧，只是听不到管风琴的声音了。

文笙又翻过一页，仍是同一座教堂，同样的角度。然而，不再是粗糙而黏稠的行笔。光影的变化多端，现出了用色的诡谲。墙壁是厚重的青绿，顶部却被余晖染成了玫瑰一般的艳异。阳光最强烈的地方，只见尖塔的轮廓，竟如同海市蜃楼。

可滢说，只一个鲁昂大教堂，一日四时地画了二十多张。我是觉得他有些痴了。

文笙看她把杂志摊在桌上，一面翻着。她说，依我看，当今摄影的意义渐渐大于绘画。摄影能捉住人一瞬的神采而不致失真，绘画因为耗时的缘故，总是有些错过。所以才有莫奈这样的痴人，要与时间较劲儿。你看看，顾秉良拍的照片，好在稍纵即逝。文笙从她手中接过一本杂志，封面照，是委员长夫人蒋宋美龄。的确是飒爽逼人，神色间有些须眉的气概，不同于平日予人的印象。再看可滢收集的其他，从美国的《时代周刊》到市面上的《良友》，封面上大多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