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与救赎

论白先勇的Danny Boy

刘俊

二○○一年十二月，《中外文学》第三十卷第七期刊登了一篇白先勇的短篇小说 Danny Boy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患了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故事。同性恋者在白先勇的笔下并不是新近出现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同性恋者的身影可以说伴随始终，从早期的容哥儿 (《玉卿嫂》) 1 、吴钟英(《月梦》)、画家(《青春》)，杨云峰(《寂寞的十七岁》)、玫宝(《上摩天楼去》)，到后来的“我”(《孤恋花》)、教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再到《孽子》中的李青、吴敏、小玉、王夔龙、杨教头，一个又一个同性恋者的相继登场，共同构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同性恋人物系列——这是白先勇小说中最丰富多彩、生动复杂的人物形象系列之一。不同于以往只是展示同性恋者的生活形态、心理感受以及为他们在道德、情感和伦理上的生存合法性进行艺术化的诉求， Danny Boy 呈现的是同性恋者中的特殊群落——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这样的同性恋形象是白先勇以往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同性恋”与“艾滋病”是两个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字眼，塑造出一个集这两者于一身的人物形象，白先勇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一、主题探讨

小说的主人公云哥可以说自幼不幸——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就已离开人间，母亲在他出生后就远嫁日本，他过继到叔叔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云哥很识相，他谨守本分，退隐到家庭一角，默默埋首于他的学业”。孤寂的云哥在中学时就“立志要当中学老师”，最后如愿以偿，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到C中教书，他那单身宿舍墙壁上挂满一排的奖状足以证明：云哥是位深受学生敬爱的模范老师。

然而这是云哥人生的外在形态和轨迹，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有一个难与人言的世界——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社会对教师的道德化形塑和他性向形态(同性恋)与世俗道德的不兼容性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令云哥的内心一直遭受着痛苦的煎熬。也许是在寻找自己童年时的影子吧，云哥的爱总是倾注在那些落寞孤单、敏感内向的“大孩子”身上，这种“说不出口的爱”使他陷于永无尽头的痛楚而难以自拔——“那是一种把人煎熬得骨枯髓尽的执迷”，一方面是内心“邪火的焚烧”，另一方面是全力掩护内心的隐秘，“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察觉半点我内心的翻搅掀腾”，这样长期的撕扯挣扎终于导致了云哥的崩溃，对K示爱所引发的“吴老师精神错乱”的判断，最终使云哥模范老师的形象毁于一旦，并从此离开学校，远赴异国。

在异国，云哥既没有教师身份的道德化约束，也脱离了熟悉环境的笼罩，长期压抑着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到了晚间，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阁楼里，我便急不待等地穿上夜行衣，投身到曼哈顿那些棋盘似的大街小巷，跟随着那些三五成群的夜猎者，一条街、一条街追逐下去，我们在格林威治村捉迷藏似的追来追去，追到深夜，追到凌晨——

云哥“在往下直线堕落，就如同卷进了大海的漩涡，身不由己地淹没下去”，欲望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HIV，为了逃避艾滋病发的可怕结局，云哥曾服药自杀，自杀失败后，云哥“在绝望的深渊中，竟遇见了我曾渴盼一生、我的 Danny Boy ”。

Danny Boy 原为一首爱尔兰民歌，是一位律师为他早逝的儿子所写，这首歌的歌词情感深挚、哀切动人，旋律则忧郁感伤、凄婉缠绵，一经传唱，风行欧美，并常常成为葬礼上表达对逝去亲人哀思的保留曲目——这使它事实上具有了一种挽歌的性质。小说中云哥遇到的 Danny Boy 是个名叫丹尼(Danny O’Donnell)的艾滋病患者，在照顾丹尼的过程中，云哥不但找到了灵魂升华的动力，同时也获得了心灵安生的归宿。如果说过去的云哥是被情欲牵扯着骚动不安、备受煎熬的话，那么此时的云哥却有了一种涅槃后再生的精神宁静——他实现了从“肉”的焦躁向“灵”的静谧跨越。

“灵肉之争”原本是白先勇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在以往的“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极端强烈，两方彼此撕斗，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 2 ，可是在 Danny Boy 中，“灵”与“肉”的关系已不再停留在“彼此撕斗，全然没有妥协”的层面，而是从“灵肉冲突”进化为“灵”战胜“肉”。不是把“灵”与“肉”作为两个对立因素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单纯的“灵肉之争”的呈现，而是在“灵肉之争”的铺垫之后，更注重对“肉”向“灵”的跨越以及这种跨越后幸福和喜悦的表现——这是白先勇在 Danny Boy 中对“灵肉之争”主题的丰富和深化。

其实“跨越”在 Danny Boy 中，并不仅体现为云哥从“肉”向“灵”的跨越，对云哥而言，“跨越”在小说中至少可以涵盖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从“灵肉冲突”向“肉的放纵”的跨越；从“肉的放纵”向“灵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