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感情，而当这种爱与死亡联接在一起时，爱就更具锥心之痛——由是，隐含在歌曲 Danny Boy 之中的“生死两隔的父子之爱”，以及它常在葬礼上传唱的挽歌性质，就成了 Danny Boy 的“典故”，而这“典故”又正与云哥和丹尼的情感、关系相暗合：云哥与丹尼的情感、关系，如同父子；云哥对丹尼的爱，也正与死亡和追悼相联接，这样，每当小说中“明”的出现 Danny Boy 的时候，如同“用典”一般，它“暗”里包容着的“生死两隔的父子之爱”就同构地寓示出云哥与丹尼的情感、关系，而 Danny Boy 的挽歌性质，也实际暗含着这篇以 Danny Boy 命名的小说其实是一首哀悼所有艾滋亡魂的挽歌，是一首唱给所有因艾滋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悲苦灵魂的安魂曲。同样，“宗教”内里上帝与子民间的“大爱精神和互爱关系”以及由宗教而生的“救赎努力”，也使“宗教”因素在“明”的出现时，即“暗”中同构地呈现在云哥、玫瑰玛丽、韶华、大伟等人(推而广之体现在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患者、非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非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身上。由于歌曲 Danny Boy 和“宗教”是结构小说的两大要素，因此其“明”、“暗”之间的复调无疑使 Danny Boy 这篇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扩大，也隐然使小说在总体结构上具有了一种复调的性质。
Danny Boy 中“明”、“暗”两条线的复调形态，与白先勇以前作品中使用过的“对比”手法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在于，“复调”重在“明”“暗”呼应，含蓄映衬；“对比”则突出“明”“暗”对照，坦然呈现。相对于后者而言，“复调”方式要来得更加富有艺术性。
从总体上看， Danny Boy 无论是在主题的深化还是在艺术的创新上，都显现出白先勇努力超越以往创作的努力：塑造新的同性恋者形象，在“灵—肉冲突”的基础上进而表现“肉—灵跨越”，全面代入“宗教”精神，设计种种新的表现手法，是白先勇在 Danny Boy 中提供的“新质”。这些“新质”的介入，无疑使白先勇的小说世界更加精彩、更加丰富。
《文讯》
二○○三年二月号
注
1. 参见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代序〉》，《寂寞的十七岁》，远景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三月版。
2. 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 〈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尔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