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迎面应对的那种人。”教授说道，他们刚刚走出机场大楼，正在等出租车。他很享受地深呼吸，希腊的空气温热又轻盈。
他八十一岁，太太比他年轻二十岁，他娶这个女人时非常慎重，前一次婚姻已名存实亡，几个孩子都已成年，离开了父母家。再婚挺好的，因为前一任太太现在需要别人照料了，在一家很不错的养老院里度过余生。
教授坐飞机没问题，几小时的时差也没什么影响；他的睡眠早就乱套了，有如荒腔走板的交响乐，随意调配的时刻表，入睡总是突如其来，清醒时又清醒无比。所谓的时差，只不过把清醒与睡眠混成的和弦平移了七小时。
带空调的出租车把他们带到了酒店。到了酒店，教授那位年轻的妻子，凯伦，有条不紊地监督了搬运行李的过程，在前台的游轮公司专柜搜集了充足的信息，拿了钥匙，并接受了一位热心脚夫的帮助——要知道，这活儿可不轻松——将她的丈夫送到了二楼。进了他们的客房后，凯伦细心地服侍他上床，解开围巾，脱掉鞋子。他一躺下就睡着了。
他们已经在雅典了！她很开心，走到窗前，费了点功夫才拉开精巧的插销。四月的雅典。正是最美春光时，树叶狂热地爬满枝头。外面已扬起了尘土，但还不是很厉害；当然，还有噪音，永远都是喧嚣的。她关上了窗。
进了洗手间，凯伦用手抓了抓灰色短发，迈入了淋浴间。她感到所有压力都被洗去了，随着肥皂泡滑落在脚边，再流入下水管，万劫不复。
没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她在内心深处提醒自己。我们的身体，里里外外，都必须与这个世界合拍。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已接近终点线。”她喊出了声，依然站在热水花洒下。难以解释的是，她总是不由自主地用图像去思考——她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自己职业道路上的阻碍——她看到了类似古希腊体育馆的场景，用铁索抬高的起跑线很有特色，跑步者——也就是她和丈夫两人——笨拙不堪地跑向终点线，尽管他们才刚跑没多久。
她用蓬松的浴巾把自己裹起来，抹好保湿霜，从脸、脖子到胸口处处都没有遗漏。乳霜的熟悉气味让她彻底放松下来了，所以，她在铺好的床上、在丈夫身边躺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他们在酒店楼下的餐厅里用晚餐时（他吃的是龙利鱼配西蓝花，她吃了一份羊乳酪沙拉），教授问她，他们有没有带上他的笔记本，他的书，他的大纲，问过这些稀疏平常的问题后，他终于问到了那个迟早会问、足以暴露当下状况的问题：
“亲爱的，我们现在在哪里？”
她镇定自若地应对，三言两语就解释好了。
“啊，可不是嘛，”他高兴地说道，“我有点糊涂了。”
她给自己点了一瓶希腊产的松香葡萄酒，四下打量这间餐厅。大部分都是出手阔绰的游客，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有那些完全看不出特征、失去所有标签的人——听凭金钱的流动为自己指明方向。他们都很吸引人，很健康，在几种语言间自如切换。
比方说他们的邻桌，坐着一群赏心悦目的人，五十多岁，都比她年轻一点，也都很快乐，精神矍铄，满面红光。三男两女笑声不断，侍应生给他们端上一瓶希腊葡萄酒——凯伦肯定自己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她突然想到自己是可以离开丈夫的，此刻，他正用叉子颤颤巍巍地把龙利鱼的白骨拨开。她完全可以抓起自己的那瓶松香葡萄酒，俨如被吹散的蒲公英那样，自然地落在邻桌的位子里，趁着那群人的笑声进入最后几个音符时，天衣无缝地插入她那流畅的女低音。
当然，她并没有那样做。她要把餐垫上的西蓝花捡起来，它们都是从教授的盘子里弃船跳海的，因为他太不称职，它们觉得备受侮辱。
“天堂里的众神啊。”她不耐烦地叫来侍应生，要了一壶香草茶。然后转身对他说，“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我的底线就是不要人喂。”他说着，继续再接再厉，在他的鱼身上划拉。
他经常让她抓狂。这个男人彻头彻尾地依赖她，但他表现出来的意思反而是她在依赖他。她想过，男人，或至少是最聪明的男人，肯定是受到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的驱使，从而紧紧攀附于年轻女性，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也意识不到自己处在绝望的边缘——完全不是社会生物学家所诠释的那些动因。因为，实在没办法把这种事和繁殖、基因、把他们的DNA填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小试管扯上关系。相反，只会和男人的那种不祥的预感有关，终其一生，他们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那种固执地保持沉默、隐而不现的凶兆，伴随着呆板而沉寂的时间的流逝，若让这种预感自行其是，他们就将萎靡得更快。他们似乎就是为高强度的冲刺而存在的，短暂却激烈的比赛，赢得胜利，然后，紧接着就是力竭而亡。让他们活下去的是刺激，一种代价高昂的生存策略：将积存的能量耗尽后，就只能以透支的方式活下去。
他们相识于十五年前，在一位共同认识的朋友的欢送会上，那位朋友刚刚完成了在他们大学任期两年的工作。教授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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