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要等他们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日期和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完全不着急。我们慢慢地抽着烟，黑人洛佩斯时不时端来咖啡，然后我们停下工作，讨论起新闻来，题材几乎一成不变，领导到访，上层变动，圣伊西德罗的演出。当然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等他们，但我们确实在等，这些事情不能出差错，你们安心办手续，领导如此说，为了避免误解，这些话他经常重复，你们安心干活，总之，这活挺容易的，万一出了差池，他们也不会怪罪我们，上头的人会负责的，领导是个信守承诺的人，放心吧，小伙子们，要是这里出了什么麻烦，有我顶着，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别把来的对象给搞错了，先调查清楚，免得出错，然后你们只管办手续就行了。
坦率地说，上班并不费劲。领导挑选了可以使用的办公室，免得大家挤在一起，我们以适当的方式，用了一切必要的时间，逐一接待他们。领导反复地说，而且说得没错，伙计们，对于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协调好了，尽情嘲笑电脑吧。在这里，工作的节奏像抹了凡士林一样平滑，人们一点都不着急，连“快点”都不会说。我们有时间喝咖啡，预测周日的竞猜结果，领导是第一个来验证的，瘦子比安凯蒂在这方面完全是个预言家。于是，每天我们都做同样的事，我们带着报纸来，黑人洛佩斯端上第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办理手续的人就陆续到来。通知上说了他们各自相应的手续，我们只用在那里等着就行了。话虽这么说，通知尽管印在黄色的纸上，但还是有一种严肃的意味，于是玛丽亚·艾莲娜在家把通知读了好几遍，一枚绿色印章圈住了日期、地点和一个无法辨认的签名。在公共汽车上，她又从钱包里取出了通知，为防万一，还给手表上了发条。他们在马萨大街的办事处约见她，在那个地方有政府单位真是件怪事，但她妹妹说，现在办事处到处都是，因为政府部门驻地太小了。她刚下公共汽车就发现这应该是真的，这个街区平庸无奇，有几栋三四层的房子，许多零售商店，甚至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棵树，这个地区的树木已经越来越少了。
“至少会有一面国旗吧。”玛丽亚·艾莲娜想，此时她正在接近700号所在的街区。那栋楼或许就像大使馆，虽然隐藏在居民区，但在远处就能通过阳台上的彩色旗帜辨认出来。尽管通知上清楚地标注了门牌号，但她发现这一带没有国旗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她在街角待了一会（时间还很早，她可以等一会儿），不知何故，她向报刊亭的小贩询问起办事处是否就在这个街区。
“没错，”那个男人说，“就在街区的中段。但您去那儿之前，为什么不再多待一会儿陪陪我，您看我多孤单啊。”
“等我回来的时候吧。”玛丽亚·艾莲娜冲他一笑，不紧不慢地走开了，她又看了一遍那张黄纸上的内容。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一座仓库前有一只猫，一个胖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儿从玄关里走了出来。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停在办事处附近，几乎每个驾驶室里都坐着人，在看报纸或者在抽烟。入口就像街区其他房子的入口那样狭窄，玄关装饰着彩陶，楼梯在玄关尽头；门牌很像医生或牙医诊所门口的标识牌，牌子很脏，下半部分还粘着一张纸，挡住了一些文字。那张通知是如此严肃，盖着绿色印章还附有签名，而此地却没有升降梯，必须走着上三楼，很奇怪。
三楼的门关着，她没看见门铃，也没看见门牌。玛丽亚·艾莲娜推了推门把，大门无声地打开了。她先看到了香烟的烟雾，然后才看见走廊里绿色的彩陶和坐在两侧的长凳上的人们。人并不多，但是在烟雾缭绕的狭窄走廊里，他们的膝盖似乎贴在了一起，有两名老妇人、秃头先生和戴绿色领带的小伙子。他们一定是在聊天打发时间，玛丽亚·艾莲娜开门的时候，恰好听见其中一位女士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像通常一样，他们看着新来的人，突然沉默了下来；同样像通常一样，玛丽亚·艾莲娜觉得自己蠢得不行，她面红耳赤，勉强地说了句早上好，然后站在门旁，直到那个小伙子冲她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旁边有个空座。她刚坐下，跟他道了谢，走廊另一边的门就开了一道缝，一个红头发的男人走了出来，一路穿梭在其他人的膝盖之间，也没费心思说“不好意思让一让”。那名职员用一只脚抵着门，好让门一直开着，他等待着，直到其中一名女士艰难地直起身子，一边道歉一边穿过玛丽亚·艾莲娜和秃头先生之间的空隙。出口的门和办公室的门几乎同时被关上了，剩下的人又开始聊天，在咯吱作响的长椅上微微伸个懒腰。
像通常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题，秃头先生谈论起了手续办理的效率之低，要是第一次就这样了，接下去还能有什么指望，您跟我说说，半小时里都办了些什么事啊，可能提四个问题就完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您别想当然，”戴绿色领带的小伙子说，“我是第二次来了，我跟您保证，没有那么快，他们先把所有的东西复印完，然后某个工作人员又记不清日期了，诸如此类的，最后拖了很长时间。”
秃头先生和老妇人饶有兴致地听他说话，他们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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