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点令人厌烦的新闻报道，与其说是一种文风的习作，还不如说是习作的文风，这是一个好比说叫亨利·詹姆斯的人写的，他是那种可能在二十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是拉普拉塔随便哪家院子里喝着马黛茶的人。
四十岁那年，豪尔赫·弗拉加决定研究诗人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平和著作。
起因是一次在咖啡馆里的闲聊，当时弗拉加和朋友们又一次说到，他们认为罗梅洛这个人身上有些不确定因素。他写过三本书，每本都有一批对他敬羡不已的书迷，在世纪初的几年里，也曾给他带来了昙花一现的名声。罗梅洛的形象和他的作品被混淆得难解难分，没有什么系统性的评论，甚至连个令人满意的肖像都没有。除了同时期的杂志上几篇非常审慎的赞美文章，还有圣菲市一个主张“思想不够抒情来凑”的热心教师写过的一本书，再没有什么人想着去研究这位诗人的生平或著作。两三件轶事，几张看也看不清的照片，剩下只有茶会上的传闻与不知何人编写的文选上的溢美之词。可是弗拉加不无惊奇地注意到，仍然有不少人以不亚于读卡列戈或者阿方西娜·斯托尔尼的热情，读着罗梅洛的诗句。他自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发现这些诗的，虽说笔调有些庸俗，形象又被那些吹捧者弄得面目模糊，这个拉普拉塔诗人 的诗篇还是如同阿尔玛弗埃特或者卡洛斯·德拉普阿的诗篇一样，成为他青年时代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体验。只是到了晚一些时候，当他已经成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之后，他才想到去认真思考罗梅洛的作品，而且立刻发现人们对他知之甚少、知之甚浅。和世纪初其他优秀诗人的诗句相比，罗梅洛的诗出众之处在于它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它较少装腔作势，这使得它立即赢得了年轻一族的信任，他们对夸张的比喻和又臭又长的描写早已心生厌倦。每当弗拉加和他的学生或者朋友们谈起罗梅洛的诗篇的时候，总会暗自思忖，这些诗在关键之处总是朦朦胧胧，主题也闪烁其词，说到底，给它带来如此声望的难道就是它的神秘感吗。钦佩之情最容易从无知中产生，想到这一点，弗拉加不免心生恼怒；归根结底，克劳迪奥·罗梅洛的诗足够高深，哪怕是一番追本溯源的探究，也不至于让它失色。时常有人举行咖啡聚会，其间总少不了一通对罗梅洛似是而非的赞扬，每次从这一类聚会出来，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认真研究一下这位诗人。同时他又觉得，要研究就不能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光从语言学或是文体学角度写几篇文章了事。从一开始他就想要给这位诗人写一部最高级的传记：人物、家乡、著作，三位一体；只是因为时代久远，迷雾重重，想把这件事做成看似毫无可能。先得做一大堆卡片，再归纳分类，而且虽然说起来有些荒诞，还是得把诗人和指责过他的人联系在一起，唯有这样的接触才能还罗梅洛的作品以本来面目。
弗拉加开始他的研究之日，正是他在生活中遇到麻烦之时。他在学术上的几项成就使他当上了大学的副教授，也得到了一小群读者和学生的尊敬。可与此同时，因为官僚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最近一直在争取的通过官方渠道去欧洲某个大图书馆工作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他出版的著作并没有成为进入部委的敲门砖，然而另有几位当红的小说家和占据着文学版面的评论家都捷足先登了。弗拉加没有回避这样一个现实的动机：要是他对罗梅洛的研究真的做出了什么成果，他那点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同时代那些抄抄写写的人抛在身后，心里难免愤怒。当年的克劳迪奥·罗梅洛也曾发过同样的牢骚，说在某些高贵沙龙里，有人只不过写诗的韵脚押得巧妙一些就当上了外交官，而他却屡遭拒绝。
为了写这本书，他花了两年半时间，搜集各种资料。这件事说难也不算难，可做起来非常繁琐，有时还很烦人。他跑过佩尔加米诺、圣克鲁斯和门多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与档案管理员保持书信往来，翻阅了不少报纸杂志的合订本、各种文本的复印件，还对那个时代的各种文学流派做了不少横向比较。大约在一九五四年年底，写书所需要的主要素材都已搜集完毕，也都按照价值做出了评估，只是书还没有写出一个字来。
九月里的一个晚上，往黑色的卡片盒里插进一张新卡片之后，他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工了。障碍是会有的，这他一点也不担心。恰恰相反，担心的是这个领域他已经烂熟于胸，起步会不会太过轻松了。资料都在那里，他那一代阿根廷人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再挖掘出什么更重要的东西来。许多看起来不为人知的消息和事件他都搜集在手，这对于完善克劳迪奥·罗梅洛和他的诗作的形象大有好处。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要在分析重点、高潮线和整体结构上出什么差错。
“可是这种形象对我而言是足够清晰的吗？”望着烧得红红的烟头，弗拉加这样问自己，“罗梅洛和我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对美学和诗学的某些观点有着同样的偏好，这对于传记作家的选题而言是致命伤，这样会不会使我陷进泥潭，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成了经过伪装的自传呢？”
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自己并不具备什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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