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他不是个诗人，只是个诗歌爱好者，他的本领在于发表些评论，自娱自乐。其实只要足够警惕，在沉浸于这位诗人的作品之中的时候保持一点警觉，就完全可以避免此类不该犯的错误。他对克劳迪奥·罗梅洛有好感、沉醉于他作品的魅力，这都不必使他心存顾虑。这就好比那些好的照相机一样，总得进行一些必要的校正，才能让目标正好落在取景框当中，而不会让摄影师的影子落在他的脚面上。
此刻，第一页白纸就放在他面前，它像一扇门，或迟或早他得打开，他又一次扪心自问，自己确实能写出他设想中的那部作品吗。一本传记，或是一篇评论，一旦呈现给那些把读一本书当成看场电影或是读一本安德烈·莫洛亚 [1] 的读者群，是很容易落入俗套的。问题在于你不能牺牲掉一大批无名大众消费者，他的社会主义好友们口中的“人民”，而只是去迎合一小群博学的同事。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写出既让大家热心阅读又不落入畅销书窠臼的书来，既赢得学术界的尊重，又激起漫步于街道上的人们的热情，后者所想的只是星期六晚上靠在摇椅里时能有点可供消遣的东西。
差不多到了浮士德签订契约的钟点了。天快亮了，烟卷已快燃尽，举着葡萄酒杯的手有点迟疑。葡萄美酒，时间的一只手套 。克劳迪奥在什么地方这样写过的。
“为什么不呢，”弗拉加自问自答，一边又点燃了一根香烟，“我对他已经这么了解，如果仅仅写成一篇论文，发行个三百册，那简直太愚蠢了。这样的东西换成华雷斯或者里卡尔迪也一样写得出。可他们谁也不知道一丁点儿有关苏珊娜·马尔克斯的事情。”
布拉加多有一位调解员是克劳迪奥一位过世好友的弟弟，他提供的一条线索让他找对了方向。拉普拉塔市的户籍登记员没花多长时间就帮他找到了一个地址，在皮拉尔镇。苏珊娜·马尔克斯的女儿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个子不高，长相甜美。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愿意说，说是要照看生意（一个水果铺子）；后来她终于让弗拉加进了客厅、坐在一张落满灰尘的椅子上、向她提问题。开始的时候，她只是看着他，并不回答；然后，她低低地哭了一小会儿，又用手绢擦了擦眼睛，谈起了她可怜的妈妈。要想让她明白其实自己对克劳迪奥·罗梅洛和苏珊娜之间的关系已经略有所闻，还真令弗拉加犯了难，可最终他对自己说，一个诗人的爱情是值得领一张结婚证的，他把这个意思非常含蓄地说了出来。于是，道路铺平，目的达到，过了没几分钟，他看见她朝自己走来，衷心地信服、甚至可以说是感动。片刻后，他手里就有了一张罗梅洛非同寻常的照片，是以前从未公布过的；还有另一张，稍小一点，颜色已经发黄，照片上，诗人身边有位娇小玲珑的女子，面容像她的女儿一样甜美。
“我还保留着一些信件，”拉克尔·马尔克斯说，“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您不是说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吗……”
她从乐谱柜里翻出一大堆纸，在里面找了好半天，最后把三封信递到弗拉加面前。弗拉加确认了这些都是罗梅洛的亲笔信，没有看，直接把信收了起来。谈到这会儿他已经明白，拉克尔并不是诗人的女儿。他第一次暗示的时候，看见她低下了头，半晌没说话，好像在思考什么。后来她解释说，她妈妈后来嫁给了巴尔卡塞的一个军人（“那是方吉奥 [2] 的故乡。”她说，仿佛是想证明她说的是实话），只是在她八岁的时候，他们俩都去世了。她对妈妈记得很清楚，可是对爸爸却没多少记忆。只记得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弗拉加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读克劳迪奥·罗梅洛写给苏珊娜的三封信的时候，那一场拼图游戏的最后几片仿佛突然被嵌入了应有的位置，揭示出一种从未有人想到的拼法，那是与诗人同代的那些无知和古板之辈从来不曾想到的。一九一七年，罗梅洛发表了一组献给伊蕾内·帕斯的诗，其中就有那首著名的《献给你双重意义的名字的颂歌》，评论界认为这是阿根廷史上从未有过的、最美的爱情诗。然而，就在这部诗集问世一年之前，另一个女人已经收到了三封信件，它们再明确不过地界定了罗梅洛最美的诗歌风格：激情中带着洒脱，仿佛一个人既是行动的动力又是行动的主体，既是独唱者又在唱和声。在读到那几封信之前，对这一类的爱情书简弗拉加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他觉得那就像是相对而放的镜子，照出来孤零零的、化石似的影像，只对彼此才有意义。然而，在这三封信的每一段文字里，他都发现了罗梅洛的整个世界一再重现，他的爱情观是那样丰富、那样饱满。他对苏珊娜·马尔克斯热烈的爱意不但没有使他与世界割裂开来，反而让人从每一行字句里都悸动地感受到一种更为博大的真实，他心爱的女人越发显得高大，正适合、也必须拥有一种拼尽全部生命而绽放的诗篇。
故事本身很简单。在拉普拉塔城一家昏暗的文学沙龙里，罗梅洛结识了苏珊娜。他们最初相识时，诗人正处在人生最悖晦的时候，他为数不多的传记作者要么对此不做任何解释，要么就把这归结于他染上痨病的最初症状，两年之后，这种病就会送他一命归阴。苏珊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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