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编辑、主笔、摄影师和印刷工数职于一身,他对这些活动有着特别的兴趣。每年,他们都会刊出一则头条新闻,配上头戴花冠、秀丽可爱的草莓公主和正在进行野餐的家庭的照片(“保卫角的莫尔顿一家享受着星期六的草莓节”),一篇充满善意的评论或例行的专栏文章盛赞当地组织者的努力(“……埃德·贝利、路易斯·敦科克和卡尔·海因先生,没有他们便没有此次草莓节的成功……”)。亚瑟穿着背带裤,戴着领结,在举行野餐的草地上闲逛,他把馅饼式男帽拉得低低的,盖住前额,用一条很宽的皮革带子将笨重的相机挂在脖子上。他为初枝拍照的时候,伊什梅尔就站在他旁边——趁父亲一只眼睛盯着相机,他向初枝挤了挤眼,初枝也不露声色地朝他微微一笑。
“那是我们隔壁的女孩,”他父亲说,“南海滩的人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伊什梅尔那天下午一直跟着父亲,参加了拔河比赛和“两人三腿”赛跑。草莓节的游行彩车上扎着鹿角蕨、鱼尾菊和勿忘我花,在草莓节组委会委员们的注视下从他们面前驶过,其中包括镇长、商会主席、消防队长和亚瑟·钱伯斯。伊什梅尔仍旧站在父亲身旁,看初枝坐着花车从他面前经过,她手中拿着绉绸纸扎的权杖,仪态端庄地朝众人挥手。伊什梅尔也向她挥了挥手,笑了。
九月份到了,他们升入了高中。万物沉淀为一片深沉的灰绿色,前来消夏的人们陆续离去,回到他们在城市的家中:淡淡的乌云、暮霭、山间萦绕的雾气、公路上的尘土、空荡荡的海滩、岩石间散落的空蚌壳、寂静的商店。十月份的时候,圣佩佐已经褪去夏日胜地的面纱,呈现出迟缓、昏昏然的梦中人的面貌,潮湿的绿苔铺就它冬日的温床。汽车以二十或三十英里的时速缓缓行驶在泥土和沙砾铺成的道路上,像是慵懒的甲虫在树木下爬行。西雅图人变成记忆,冬日的用具开始派上用场；炉火被拨旺,火堆被封压起来,书本被取下,被褥被缝补。水沟里塞满了铁锈色的松针,充斥着桤树叶腐烂的气息,溅起了冬日雨水的声音。
一天下午,初枝向他说起自己在茂村太太那里接受辅导的事,她十三岁的时候,茂村太太便建议她以后找个同族的男孩结婚——嫁一个善良人家出身的日本男子。她说自己常常因为欺骗世界而感到不开心。她过着一种隐秘生活,却无时无刻不要面对自己的父母姐妹,这使她感觉自己背叛了他们,犯下了罪孽——她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她告诉伊什梅尔。外面,从香杉树的枝叶上滴落的雨水又从常青藤的叶子上滑下去。初枝双颊埋在膝间,从香杉树洞口往外看去,她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搭在后背。“这不是罪孽,”伊什梅尔坚持说,“这怎么会是罪孽呢？毫无道理。不合理的是这个世界,初枝,”他继续说道,“不要在意它。”
“不是那么容易的,”初枝说道,“我每天都向家人说谎,伊什梅尔。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发疯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该这样下去了。”
后来他们并排躺在干苔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渐渐变暗的香杉树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初枝小声说道,“难道你不担心吗？”
“我知道,”伊什梅尔答道,“你是对的。”
“我们该怎么办？怎样才好？”
“我不知道,”伊什梅尔说,“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我听到有传言,”初枝说,“有个渔民说他在友睦港外看见了德国人的潜艇。他看到一个潜望镜——他跟踪了它半英里。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不会的,”伊什梅尔说,“这不是真的。人们什么都会信——他们害怕了,我想。这不过是恐惧,仅此而已。他们害怕了。”
“我也害怕,”初枝说,“现在每个人都害怕。”
“我要去参军了,”伊什梅尔说,“这是我必须面对的。”
他们坐在香杉树洞中想着这些事情,但战争似乎仍旧遥远。在树洞中,战争干扰不到他们,他们仍旧为自己拥有这个秘密的地点而感到极其幸运。他们沉迷于对方,感受着身体的温热,感受着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和四肢游动的感觉——这些使他们暂时忘却了外面真实的世界。但是有时候,伊什梅尔在夜里会无法入眠,因为世界正在发生着一场战争。他会转念去想初枝,然后一直想着她,直到渐渐入睡。入睡之后,可怖的战争阴霾又将卷土重来,占据他的梦乡。